一個社會當中，僅僅是貧富差距大一點還不要緊，最怕的就是窮人失去向上流動的希望，一種絕望的感覺。
我們不能否認經濟在迅速發展，我們也不能否認絕大多數人的收入和生活在改善，但是同時我們不能否認近些年來弱勢群體的生活狀態實際上是有惡化的趨勢。為什么?簡單地說，即是弱勢群體已經被這個社會分離出來，在社會中越來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今天的城市管理、城市規劃、城市建設，往往是以犧牲弱者的生存生態為代價的。比如說以前上海曾取締了大量小食攤、小飯館，一般市民的感覺是吃早點沒有過去方便了，但更為重要的是，十幾萬人可能就因此失去了謀生的機會。
馬路上的攤販實際上涉及到了幾十萬人的生計。當我們對有礙觀瞻的“城中村”、“貧民窟”、“城鄉結合部”進行改造時，可能又有無數的人要喪失立錐之地了。
但實際上，我們都是“臟亂差”、“城鄉結合部”的受益者。比如，有人說現在的蔬菜價格貴，但我說卻算是便宜了。因為運菜、賣菜的人就是生活在“臟亂差”的環境中，生活成本很低，才能用這個價格把菜賣給你。如果運菜的都住在二居室里，菜價提高一倍也是不夠的。
說現在的房價高，但現在建房子、搬磚頭的人都是睡在工棚里。如果他們都住在二居室里，那房價又將是個什么水平?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個生態的受益者，但是我們忘恩負義，成了拆掉“臟亂差”的積極鼓吹者。
但同時，我想強調的是，這樣說，并不是指城市不需要秩序。我們城市需要秩序、需要管理，這沒有錯，但是問題就出在我們的管理上。馬路上沒有秩序行嗎?北京一年機動車增加40萬輛，現在上班，路上沒有小攤小販，車都走不動，如果都是小攤小販就別上班了。但是，每天每個時段、每個路段都這么塞嗎?有沒有這種可能，在平時不怎么塞車的特定路段，早晨上班高峰過去后，10點鐘開始可以擺攤，但到下午4點收攤，且要打掃干凈。如果這樣，一個大城市，可能一下就能多為幾十萬人提供生存的機會。
因此，關鍵在于管理。現在我們要么是放任，要么就一刀切。不但弱勢群體的生存生態在這樣的城市管理中不斷惡化，而且矛盾也越來越尖銳。
北京曾有一個崔英杰殺了個城管，但回想起來，這也應屬于“黑磚窯”同樣的悲劇：扎和被扎的人都是誰呢?也都是弱勢群體。如果真正有門路的，也不去當那城管了;如果有門路的，也不會去賣烤腸了。那位被殺的城管其實是一位恪盡職守的城管。而殺人兇手崔英杰也不是個壞蛋，原來在部隊上還是優秀戰士，復員后先當保安，但幾個月領不到工資，就借了300塊錢買了輛新車賣烤腸。城管人員沒收了他維持生計的車，活路沒有了，一刀進去，造成了兩條生命的悲劇。
現今社會，如何來保護，甚至改善弱勢群體的生存生態，已顯得非常重要。這其中最重要的還是解決就業問題。而更重要是在于要優化社會結構。通過社會流動，造成這樣一種局面，即你可能貧困但不至于絕望。社會當中有弱勢群體，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弱勢群體應當是一個雖然貧困但還有希望的群體。如何造就這種狀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需要建立一個有效的流動機制。
我們這個社會目前門檻太高了，窮人改變自己地位的機會少了。前幾年，我們就有一個詞叫“第二代富人”，也就是財富的繼承、社會地位的繼承和傳遞，這個過程已經開始了。同時，最近幾年里也出現另外一個詞：“第二代窮人”，這表明貧困的繼承和傳遞也已出現了。
如今的社會已經提出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我們如何在貧富差距比較大的情況下，形成一個相對暢通的社會流動渠道，用它來抵消貧富差距過大的負面效應。其實，一個社會當中，僅僅是貧富差距大一點還不要緊，最怕的就是窮人失去向上流動的希望，一種絕望的感覺。但是，應當說這樣的一種趨勢在我們當前的社會當中是存在的。(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