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605年，科舉制開始登上歷史舞臺。科舉制度使社會階層得以重新“洗牌”，是帝制中國難得的一項促進社會合理流動的渠道，它使門第力量日漸式微，讓真正的人才出人頭地，比起世卿世祿或任人唯親的用人制度，科舉不問家世閥閱、憑才取人的做法，具有超越等級森嚴的中國帝制時期之現代性特征。
【關鍵詞】科舉制度 社會流動 社會公平 【中圖分類號】K207 【文獻標識碼】A
《孟子·離婁章句下》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意指圣賢無論在位或不在位，其流風余韻經過五代以后都會斷絕。孟子此言雖立于公元前三世紀左右，卻同樣適用于一千年后出現的科舉制度。科舉制度是我國古代的入仕考試制度，創立于隋、廢止于清，存在長達1300年，對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教育、經濟、社會習俗乃至軍事等各方面產生了重大影響。科舉制度還遠播海外，韓國、越南、日本等東亞國家都曾模仿中國實行過科舉制度，到了近代，科舉還經由來華西方人士推介到法、英、德、美等國，這些歐美國家借鑒了科舉制度公平競爭之精髓，建立了各自的文官制度。
作為中國古代的文官考試制度，科舉制最大的特點就是通過考試為中央和地方政府選拔富有才學的公務員，考生通過了不同層級的考試，可分別獲得生員、舉人、進士等不同層級的功名，宋代以后，獲得舉人功名即可直接與官。得益于科舉制度的長期實行，我國帝制時期鮮有其它一些文明社會中存在的綿延數百年乃至數十代的世家貴族現象，在等級森嚴的帝制中國，科舉促成了合理的社會流動。由于朝廷選拔文官的標準是“一切以程文為去留”，不論閥閱，唯才是舉，世家大族若無功名繼世，“君子之澤”甚至無法延續五代，往往“三代而斬”、迅速衰敗，所謂“世家無百年之運”是也。
從“人對人”到“人對文”：科舉制度的建立與興衰
中國是“考試的故鄉”，早在西周時期便采取了“鄉舉里選”的辦法，為國家甄拔可用之才。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采用筆試的國家，漢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下詔，令地方長官“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并令應舉者“著之于篇，朕親覽焉”，此次書面考試采用筆試形式，采用的題型是策問題，答案稱為“對策”。這種皇帝提出策問、舉子對策回答，然后評定等第的書面考試方式，一直被沿襲下來，成為中國古代一種重要的考試形式。漢代的取士制度——察舉制自此建立。由于察舉制中“舉主”所起作用極大，飽受人情困擾，察舉制發展到后來逐漸為世家貴胄所把持，出現“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的虛假境況。
曹魏初期，又創設了九品中正制，由中正官對轄區內人士加以品評，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個等級，以此作為官員進退升降的依據。同樣，由于人為因素的干擾，九品中正制也造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社會狀態。無論是察舉制還是九品中正制，本質上都是一種“人對人”的推薦制度，容易陷入人情困擾與制度腐敗的泥潭。
公元605年，隋煬帝設立進士科，科舉制開始登上歷史舞臺。與前代實行“人對人”的薦選制度所不同的是，科舉本質上是一種“人對文”的考選制度，考官面對的既非考生本人，亦非考生背后復雜的社會關系，而是經由糊名和謄錄后等嚴密的考試程序后不帶一絲考生痕跡的冰冷的考卷。而且，科舉實行“懷牒自進”的自由報考，將仕進的大門向所有身家清白的舉子敞開。
由于隋朝國祚短促，科舉在唐代才得以走上正軌。唐代科舉分為常科與制科兩類。制科是為“待非常之才”而設，由皇帝臨時下詔選拔各種專門人才，具有不確定性。常科包括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六科。發展到后來，以進士科地位最重，競爭也最激烈，所以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之說，整個社會也漸漸形成“唯進士是貴”的風氣，所謂“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說的就是這種風氣。唐代新科進士往往尚未入仕，聲名已經驟然鵲起，成為社交活動的新貴與寵兒。
宋代統治者意識到科舉制度對穩固皇權具有巨大的政治功效，對科舉制度進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如建立殿試制度，確立糊名法、創立謄錄法等，將考試制度嚴密化，使科舉“唯才是舉”的公平性有了制度保障，歐陽修曾盛譽科舉“無情如造化，至公若權衡”。
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命禮部頒行科舉程式，將科舉分為童試、鄉試、會試、殿試四級，確立了八股文這一考試文體。此后科舉除少數方面有變動外，基本上是五百多年一貫制。
科舉演進到清代，歷經千年的改革與完善，已成為一部結構精細復雜的制度機器，其整體運作設想之周延達到相當驚人的地步。但另一方面，積千年之弊的科舉，也暴露了越來越多的問題，特別是考試內容方面，由于國門洞開，原來的考試內容已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面對堅船利炮的威脅和岌岌可危的政權，內憂外患的清政府不得不對科舉考試進行革新與變通，無奈已是江河日下、為時已晚。1905年9月2日，袁世凱、張之洞、端方等會奏《請廢科舉折》，奏折上疏當日即被準奏。延續了1300年的“國家掄才大典”，就這樣在帝制王朝行將崩潰時被匆匆廢止。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舉考試有力地促進了社會流動
科舉有沒有引發社會流動？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社會流動？這些問題一直是科舉學界的熱點與公案。關于科舉對社會流動的影響，古今中外有不少定性或定量研究。1947年，美國學者柯睿格（E.A.Kracker）統計了南宋紹興十八年（1148年）《題名小錄》和寶祐四年（1256年）《登科錄》，得出半數以上的進士來自平民家庭，認為科舉是有才能者進入官員階層的重要途徑和促進社會流動的重要因素。同年，我國學者潘光旦、費孝通統計了在北平地區搜集到的915份朱卷的作者家世信息，得出五代之內均無功名者的比例為13.33%，認為這一比例便是科舉考試對社會流動的基本貢獻率，并據此認為，科舉并非完全由已有功名的世家壟斷，雖然科舉成為社會流動的渠道也并不見得很寬大。1962年，美籍華裔學者何炳棣通過調查明清舉子近四萬人的家世，得出來自平民階層的舉子比例在四成以上，認為科舉考試在帝制時期發揮了重大的促進社會流動和保持官僚階層穩定的作用，官僚階級的內部構成處于流動狀態，不斷有新的血液輸送到統治階層。
筆者也曾對《清代朱卷集成》記載的有清一代近八千份朱卷作者之家世進行統計，對科舉造成清代社會流動狀況進行估算，得出如下結論。
科舉是促進清代社會流動一條公平且重要的渠道。調查發現，有12.69%來自上三代無任何功名或官階之布衣家庭、20.84%來自上三代均為平民（含生員）之家庭的舉子，借著科舉實現了自身乃至整個家族的向上流動，說明科舉使社會階層得以重新“洗牌”，使門第力量日漸式微，讓真正的人才出人頭地。
姻親和母系家族對于舉子提升社會階層幾無助力。根據統計，出身于上三代均無功名之布衣家庭的舉子中，七成以上的岳父和八成以上的外祖父亦為布衣（在岳父或外祖父有功名的其余舉子中，不排除有一部分是世家姻親或權門顯貴而家道中落者后裔），這樣高的比例除驗證了古代聯姻講求“門當戶對”外，也說明借助姻親或母系家族力量實現階層升遷的人數比例是非常小的，出身布衣家庭的大部分舉子并沒有可以襄助的外在力量，主要還是靠競爭機會的開放和自身努力實現階層的向上流動。
盡管舉子向上流動的機會城鄉差異很大，但家世比居住地對社會流動的影響更大。對不同省份舉子的城鄉分布統計表明，城市經濟較發達的東部沿海省份如江蘇和浙江，或以滿人為主的八旗，舉子上升機會的城鄉差異甚大，而在農業經濟較發達的內陸省份如安徽、湖南等，舉子上升機會的城鄉差異要小許多。原因可能是江蘇、浙江等由于離地地主極多（即地主脫離農村移居城市），而直隸又是官吏聚集之地，社會優勢階層集中在城市，故城市舉子的比例較高；而山東、河南、山西等是自耕農比較發達的地域，屬于社會優勢階層的地主多散居鄉間，故鄉間中舉者比例較高。這說明有資格讀書應舉、借科舉而上升的，大多限于不必依勞力為生、有一定經濟基礎的地主階級或經商家庭，舉子無論居處熱鬧的都市，抑或僻壤的鄉村，只要有讀書應舉的條件，便皆有脫穎而出的可能性。
“無情如造化，至公若權衡”：科舉制度具有超越時代的先進性
“好學者則庶民之子為公卿，不好學者則公卿之子為庶民”。由于科舉有力地促進了社會流動，極大地擴大了帝制王朝的統治基礎，歷朝歷代統治者都意識到科舉具有重要的社會功能，尤其有著巨大的政治治理功能，為了使這一考試制度具有長久生命力并使其功能得到有效發揮，帝制中國圍繞“追求至公”這一主旨，不斷完善科舉制度。
科舉力圖穩行于“至公之道”而不偏倚，不僅僅體現在“科甲面前人人平等”上，而且體現在對貧寒子弟的特別傾斜上，如：對考官子弟及親屬實行“回避”制度，對官民子弟實行分卷錄取，對官員及其親屬實行“別頭試”，對達到條件的老年落地舉子恩賜“特奏名”進士，對落地舉子發放回鄉盤費與賞賜，等等。
科舉制度的公平改革雖然主要出于統治者維護和穩固政權的考慮，但從結果看，改革不僅使這一制度日臻完備，長存千余年之久，成為帝制統治秩序堅如磐石的重要支柱和中國古代文化綿延不絕的核心基石；而且給各階層民眾，尤其是社會底層民眾提供了公平的上進通道。也正因此，帝制時代社會上下各層對科舉都有著高度的認同感，正如歷史學家顧頡剛所言：（科舉）“歷代踵行，時加修正，以迄于明清，防閑之法益密，取人之道益公，所舉中原與邊域之人才益均，既受擁護于人民，又不遭君主之干涉，獨立發展，蔚為盛典，蓋吾國政治中之最可稱頌者也。”相比于世卿世祿或任人唯親的用人制度，科舉不問家世閥閱、憑才取人的做法，顯然具有超越時代局限性的現代性特征，完全可以沖破時代與政治的藩籬為當今中國所繼承并發揚光大。
科舉因制度的先進性，也成為近代中國社會深為西方所推崇的方面。在中國生活了60多年、被譽為“中國通”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A.P. Martin）便對科舉制度贊譽有加，并極力建議美國政府借鑒科舉制來選拔優秀人才：“可以斷言，如果我們采用中國測試候選者能力的辦法來選拔最優秀的人充任政府公職，那必將對我們的文官政府產生積極作用，其益處將大于那些技術方面的發明。”
百年前，科舉制度在時局劇變中匆匆謝幕。科舉考試的終結并不意味著其合理因素與之俱亡，它所體現的許多有價值的觀念仍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特別是公平競爭、廣泛參與、唯才是舉的思想不但在帝制社會是進步的，還超越時空、超越社會發展階段，成為人類共同的基本理念。這是歷史留給我們最寶貴的遺產，也是科舉對世界思想文化寶庫的巨大貢獻。
（作者為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五代]王定保撰、姜漢椿校注：《唐摭言校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
責編/潘麗莉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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