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企業家提出了包括新零售在內的“五新”，引發了各方熱議。從某種程度上說，“新零售”是實體商業與互聯網經濟相互融合、相向而行的必然結果。

新零售緣于新消費和新技術的聯姻。從消費背景看，我國消費整體上已由從無到有、總量擴張階段，發展到追求品質、求新求特的階段。“十二五”時期以來，基礎設施、住宅、汽車、家電等市場增速先后見頂回落，這些行業增長的“黃金期”漸趨結束。與此同時，我國居民消費結構進入新一輪升級階段。移動互聯網等新技術則加速了某些創新應用，年輕人群、白領群體的消費需求日益向大型城市群聚集，成為帶動本輪消費升級的重要動能。

從消費特征看，目前無論在消費主體、消費偏好、消費內容和消費方式等方面，都與過去有明顯變化。個性化、多層次、多元化的消費需求，日益取代同質化、規模化、低端化的消費需求，消費者正在從價格敏感轉變為效應敏感。市場不斷被細分，交易范圍日益擴大，產品生命周期明顯縮短。消費升級的新趨勢與新變化，使市場信息更加膨脹和分散。現代信息技術和商業模式的創新應用，為適應市場、滿足需求、改善供給提供了有效的途徑和手段。當前，新技術和新商業模式不斷向各行各業滲透，實體企業“上網”，互聯網企業“落地”，日益呈現生產、流通、消費融合發展和協同創新的格局。未來，產業鏈和價值鏈將更加以消費者為核心。

新零售不僅僅是零售業問題，更關系到產業鏈和價值鏈的重構，其功能和作用已遠遠超出流通范疇。在新零售發展過程中，關于規模經濟、壟斷、產業政策、知識產權保護等傳統理論會不斷發展；對政府而言，以往政府部門為促進制造業發展所擅長的園區、稅收、技術、貿易等政策手段，效果可能會打折扣，這都將對監管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和全新挑戰。在監管或治理上，要從對物的管理轉向對人的管理，從調整人與物的關系轉向調整人與人的關系，這就要求在治理的主體、目標、方式和內容等方面，都要開展適應性調整，盡快構建起適應新零售發展要求的政策體系，為新零售發展壯大掃清障礙。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王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