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12年底我國農村貧困人口還有 9899 萬人，還有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和12.8萬個貧困村需要脫貧。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全力打贏脫貧攻堅這場硬仗。由此，中國反貧困斗爭進入到一個新階段。
打贏脫貧攻堅戰離不開基層掛職鍛煉的干部
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干部是關鍵。如何做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這項偉大工程、系統工程，必須依靠和發揮干部的引領和幫扶作用。據統計，2013年始，每年脫貧人數達1000萬之多，2016年農村貧困人口已下降到4335萬人， 4年時間農村貧困人口由9899 萬人銳減至4335萬人，脫貧總人數達5564萬人。依此速度，2020年消滅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不成問題的。成就背后是干部的巨大付出，其中不乏下基層掛職鍛煉的干部。
由上而下向基層下派干部掛職，是我國培養鍛煉干部特別是年輕干部的一項重要舉措。黨的十八大以來，下派掛職干部的中心工作就是參與基層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工作。據統計，黨的十八大以來，參與定點扶貧的中央單位達到320個，實現了對貧困縣的全覆蓋，累計向貧困縣選派掛職干部1266人次。另外，各地方還派出總共約有19.5萬名駐村第一書記和77.5萬名幫扶干部到村里直接參與扶貧脫貧工作。
面對扶貧數字上的勝利，我們不能失去理性。實事求是地講，目前扶貧成績多是在農民自身發展動力不足基礎上，主要依靠政府各種特惠政策刺激的結果。這種成績后面存在一些問題，最為明顯的就是如此脫貧是否具有可持續性，脫貧后的農村能否健康發展下去。面對這些問題的拷問，參與扶貧工作的掛職干部更應該干什么和該怎么干？帶著對這些問題的思考，筆者認為，掛職干部應該與本地干部多做溝通工作，齊心協力在做好經濟扶貧的同時，多做打基礎、利長遠的扶貧工作，努力創造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扶貧業績。這是當前掛職基層參與扶貧工作干部的使命與擔當。為此，當前迫切需要做好五個結合，補齊五塊短板。
經濟扶貧與健康扶貧相結合，補齊農民健康短板
在各種致貧原因中，因病致貧在各地區都排在最前面。據國務院扶貧辦建檔立卡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農村貧困戶有1256萬戶，占建檔立卡貧困戶總數的42.4%。據相關學者調研統計，一般性經濟貧困問題已基本解決的經濟發達地區農村因病致貧或返貧比例也很高，如江蘇省高達62%。官方與學者兩方數據說明：健康已成為制約農村貧困地區脫貧和改善生活的一個主要瓶頸。為此，“健康扶貧”成為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短板。
中央對“健康扶貧”問題高度重視。習近平同志在2016年8月19日至20日召開的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指出，要深入實施健康扶貧工程；在2017年2月21日的中央政治局第39次集體學習會上強調，要落實健康扶貧政策。在實地調研中筆者發現，一些地方政府秉持“生病的貧困者才能得到救助”的扶貧理念，采取的健康扶貧措施以救助為主，主要聚焦在“貧的結果”上，即如何直接去救助因病致貧返貧的家庭，這種重“結果”的救助行為，一方面因具有不可持續性而產生短期化的問題，無力保障其長期脫貧；另一方面因大病、久病、富貴病和看病貴等因素而不斷增加政府扶貧成本支出，消耗有限的扶貧資源，進而影響到經濟扶貧脫貧。針對許多地方政府不太注重甚至忽視因病致貧返貧中的健康長期保障問題，掛職干部可以積極參與進去，幫助政府糾正重“結果”的扶貧理念與措施，把重心轉移到對所有人進行健康管理的重“過程”上來。如此，既可以使生病的人員和需要救助的人員減下來以達到減員效果，又可以把真需要救助對象的救助成本降下來以達到增效目的，兼顧“結果與過程”并以“過程”為主為重，“減員”又“增效”，達到真正的健康扶貧效果。
經濟扶貧與發展集體經濟相結合，補齊農村集體經濟實力短板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在農村的制度性體現，是集體經濟實力增強的制度保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堅持發展集體經濟有利于防止兩極分化、縮小貧富差距，有利于走向共同富裕。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不斷地遭到國內外強勢資本的挑戰。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工作時非常關注鄉村集體經濟實力弱化現象。1990年4月，針對扶貧工作他作了關于《扶貧要注意增強鄉村兩級集體經濟實力》的講話。他認為，鄉村集體經濟實力弱化主要是這些年我們在指導思想上忽視了鄉村集體經濟實力的積累和發展工作，提出發展集體經濟實力是振興貧困地區農業的必由之路，強調在脫貧致富決策中要把發展和增強鄉村集體經濟實力擺到應有的位置，否則整個扶貧工作將缺少基本的保障和失去強大的動力，已經取得的扶貧成果也就有喪失的危險。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對農村土地制度問題提出要根據形勢發展進行深化改革，但又明確指出，深化改革一定要堅守三條底線：第一條是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不動搖，第二條是堅持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第三條就是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2016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安徽小崗村主持召開農村改革座談會上再一次強調：“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這些就是在告誡全黨，農村土地制度的深化改革要遵守憲法對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規定，不能觸碰集體所有制的底線，農村還是要堅持集體化的發展方向。
當然，我們的扶貧目的不是一味追求老百姓脫貧致富而不管不顧農村集體經濟甚至放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而是要在堅持農村土地所有制基礎上大力發展和增強鄉村兩級集體經濟實力，進而帶動和促進老百姓脫貧致富。這才是農民脫貧致富和走向共同富裕的根基，才是社會主義制度下扶貧脫貧的方向和目標。因此，下派掛職干部應該多探究怎樣才能使農村經濟既充分發揮集體經濟的優勢，又不重蹈“一大二公”的覆轍；既能有效地調動農民個人的積極性，又不使他們成為一盤散沙，從而把集體的優越性和個人的積極性恰到好處地結合在一起，以對家庭聯產承包制作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大力發展集體經濟實力，進而鞏固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制度。
經濟扶貧與精神扶貧相結合，補齊農民精神短板
筆者在東、中、西部就精準扶貧、脫貧問題調研中發現一個普遍的問題，就是農村精神文明陣地建設亟待加強。“精神”脫貧本該是這次精準扶貧和脫貧工作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是實際操作中有些政府和干部卻有意無意地弱化甚至個別地方屏蔽了農村“精神”扶貧脫貧問題，“精神”扶貧成為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工作中的重要瓶頸和短板。如果任其發展下去而得不到重視和有效解決，就可能會影響到精準扶貧、脫貧的成效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動搖黨在基層的思想基礎，進而影響到農村的健康發展和基層社會穩定。
扶貧不僅僅是在物質上使老百姓富裕起來，更要在精神上使老百姓強大起來，使整個農村精神面貌為之一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黨的群眾基礎和執政基礎包括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精神上喪失群眾基礎，最后也要出問題”。自2013年開始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工作以來，各級黨和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精力與財力，把精準的目標更多地瞄向老百姓“錢袋”，而相對忽略“腦袋”。因此，掛職干部在幫助當地政府打贏扶貧、脫貧這一攻堅戰中應該把精神上的扶貧、脫貧作為一個主要目標，不僅要老百姓“錢袋”鼓起來，而且“腦袋”也要富起來。世界上最偉大、最強大、最持久的力量不是物質，而是精神。幫扶要幫到點上、扶貧要扶到根上，才是真精準。物質扶貧脫貧需要，但精神扶貧脫貧是根子。
經濟扶貧與生態扶貧相結合，補齊農村生態建設短板
生態環境是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是人類發展的根基。近年來，自然界不斷地以環境災難形式對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取得的勝利和進步進行著報復。快速發展帶來的生態環境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較好解決，進而制約著我國可持續發展、科學發展。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在農村反映特別突出，經濟發展在農村生態環境上帶來的“公地悲劇”問題較嚴重。農村生態環境特別是水、土壤、農藥殘余、大氣污染，已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精準扶貧的突出短板。因此，生態扶貧不僅是精準扶貧題中應有之義，而且是農村持續發展和走向全面小康的一個基礎“安全網”。生態文明建設在十八大報告中被提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總體布局戰略高度，習近平總書記對生態環境保護與國家戰略、生產力、民生、接續產業發展路子、子孫后代發展等關系發表了許多非常重要的精彩論述，并提出綠色發展理念。五年來，生態文明理念和建設在全社會得到有效落實，綠色發展、綠色生活越來越成為主流。在這種氛圍下，農村扶貧中如何扭轉農村生態環境惡化、提高生態環境質量、打造美麗鄉村是廣大人民群眾的熱切期盼，也是參與幫扶的掛職干部的一份義不容辭的責任。
因此，在經濟扶貧中，不能為脫貧摘帽的政績而不顧生態環境，而是一定要胸懷大局觀、長遠觀、整體觀，堅持生態環境保護第一，采取綜合舉措。作為由上而下的掛職干部，要幫助地方政府和干部在扶貧中樹立“寓綠于利”“寓義于利”的發展理念，“綠”指的是綠色發展，“義”指的是社會責任，“利”指的是引進資本的經濟利益和自身發展，把“綠、義、利”很好結合起來。在這種理念下，應盡可能挖掘農業的生態功能、生活功能、休閑功能、景觀功能、示范功能等，大力發展有機農業、生態農業、綠色農業、休閑農業、觀光農業、創意農業、循環農業，在保護好綠水青山中走出一條產出高效、產品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現代農業發展道路，以使老百姓在綠色發展中脫貧致富，并過上綠色生活。
經濟扶貧與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相結合，補齊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短板
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最大優勢就是具有強大的動員、組織和教育群眾能力，在革命時期如此，在建設時期也是如此。但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在農村的這種優勢有所弱化。部分地區的黨群干群關系緊張甚至對立，農村基層黨組織在近40年改革開放中渙散了，組織堡壘松跨了，戰斗力弱化了。基層黨組織在農村的“退化”從根本上影響到扶貧工作和農村發展。
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建設是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最為基礎性的工作，是扶貧、脫貧工作之本。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貧困本來就是一個不斷發生的過程，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在緩解貧困上取得的巨大成就，靠的不僅僅是政府扶貧工作，更主要的是制度建設和基層黨組織建設。為了從政治組織上保證脫貧后的農民不會大面積返貧和走向共同富裕，掛職干部在參與精準扶貧工作中，更應把精力和作用放在提高黨在農村的動員、組織和教育能力上，幫助當地政府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只有在黨的基層組織的堅強領導下，才能最有效地組織和動員廣大農民起來建設美好家園。盡快在扶貧中補齊黨的基層組織建設這一短板，應成為掛職干部扶貧中一件中心工作。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部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智庫”副秘書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