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中國進入了“三期疊加”的經濟新常態，面臨經濟增速放緩、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等問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在不斷積累，為此黨中央提出了以消化過剩產能、優化供需結構、促進經濟轉型為目的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思想，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重要保障。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中等收入陷阱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代語境分析
中等收入陷阱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轉型的“階段性瓶頸”，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在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過程中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當某個國家人均收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程度后，就可能因無法實現經濟社會轉型而陷入經濟增長放緩、落后產能過剩、有效供給不足、社會動蕩不安的發展困境。世界銀行統計表明，當某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國民總收入（GNI）超過3500美元后，許多社會矛盾就開始凸顯，利益沖突不斷加劇，經濟增長停滯不前，從而陷入經濟滯漲、社會動蕩、貧富懸殊、民主亂象、腐敗多發的發展困境。
經過近40年的高速發展，到2016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8000美元，已躋身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同時中國也面臨著經濟增速放緩、落后產能過剩、消費需求不足、社會矛盾多發、官員貪污腐敗等問題，如果不能有效化解這些改革發展問題，就可能使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黨中央在人口紅利銳減、世界格局深刻調整、國內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提出的改革發展新理念，也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策略。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消化過剩產能、優化供需結構、促進經濟轉型為目的，以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補短板等為手段的改革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是一種經濟改革理念，而且對行政管理改革、社會治理創新等都具有指導意義。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現實挑戰
經濟發展模式不合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依靠經濟體制改革、粗放型發展模式、農村勞動力轉移、實行對外開放等方式推進經濟快速發展，在近40年高速增長后經濟增長動力逐漸減弱，“高消耗，低效率”的發展方式已難以為繼。同時由于發展模式、經濟體制、社會治理等因素影響，經濟高速增長所積累的問題日漸凸顯，如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占GDP比重不足50%；金融體系脆弱，利率市場扭曲，中小企業融資難；行業和部門壟斷問題，市場競爭活力缺失。此外，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增加。我國單位GDP能耗遠遠高于發達國家，能源對外依存度越來越高，生態破壞、空氣污染、水體污染等環境污染問題亟待解決。
收入分配問題較多。首先，社會貧富差距較大。基尼系數是國家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指標，通常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多在0.3左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多在0.5左右，而我國基尼系數長期在0.4-0.5之間徘徊。雖然近年來我國基尼系數呈下降趨勢，但仍遠遠高于0.4的國際警戒線，如果這種貧富差距問題不能得以有效解決，必然會制約社會消費需求，產生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其次，城鄉收入差距較大。在城鄉二元結構下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問題日漸凸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3倍左右徘徊，如果再加上社會保障、教育醫療、勞動就業等隱形福利，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遠遠超過3倍。此外，區域收入差距拉大。由于地理條件、自然稟賦、發展機會、市場環境等因素影響，我國不同區域之間存在較大發展差異，如東部地區居民收入遠遠高于中西部地區，并且這種收入差距呈現逐步擴大勢頭，如今區域收入差距不平衡已成為我國經濟轉型的重要制約因素，也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制約因素。
深層次社會問題凸顯。如今中國進入了經濟轉型、產業升級、社會變遷的新時期，新的發展模式、經濟增長點、社會改革等會摧毀舊的發展模式、產業體系、社會結構等，帶來產業結構、利益分配、增長方式等方面的問題。比如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利益關系和社會結構不斷分化，不同利益群體間的摩擦越來越多，但我國利益訴求表達機制和社會矛盾調處機制還不健全，公民政治參與機制還不完善，影響了社會的和諧穩定。
打破經濟發展中的“三高”約束，為經濟轉型升級增添新的活力
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經濟轉型發展。首先，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加強創新性國家建設。從供給側改革視角看，中國經濟面臨著創新要素供給不足，自主創新能力缺失等問題，這些都制約了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所以，應當完善自主創新激勵機制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不斷提高科技成果的轉化率以及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為經濟轉型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內在動力；同時要加強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頂層設計，建立創新創業幫扶機制，為創新創業提供良好生態環境。其次，淘汰落后和過剩產能，提高經濟發展質量。比如，嚴把環保準入關，嚴控污染物排放，堅決遏制落后產能的盲目擴張；分行業、分區域地制定能耗限額和環保標準，以市場化改革的方式淘汰落后產能。此外，優化供給結構和供給質量，促進經濟供需平衡。當前要深入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打破經濟發展中的“三高”（高行政成本、高融資成本、高稅收成本）約束，為經濟轉型升級增添新的活力；還要積極推進新能源產業、高端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等產業發展，制定推進經濟轉型升級的發展政策，以便更好地提高經濟發展質量。
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新收入分配制度。當前我國面臨著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城鄉收入差距懸殊、區域收入差距大等收入分配問題，這些不僅影響了社會和諧穩定，也導致國內消費能力不足，削弱了中國經濟發展后勁。所以，應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建立科學合理、公平正義的收入分配體系。首先，應推進初次分配改革。在初次分配中應當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基本原則，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功能，發揮資本、技術、管理、人力資源等生產要素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發揮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調節、監管作用，嚴厲打擊行業壟斷、權力尋租等不正當競爭行為，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其次，完善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工資支付保障機制等，提高企業職工的最低工資標準，不斷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深化壟斷行業工資收入改革，調控壟斷行業的工資總額及水平，完善壟斷行業收入分配機制。此外，推進再次分配改革。在再次分配中應當堅持公平優先、高端調低、低端兜底的基本原則，通過稅收、財政補貼、轉移支付、法律制度等方式調節不同社會階層的收入，縮小社會各個階層的貧富差距。
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社會治理模式。強化政府的服務和管理功能。在社會轉型期，政府的社會職能發生了深刻變化，這就需要明確政府的職能定位，強化政府的服務和管理職能。比如，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減少政府對市場競爭和微觀經濟的干預；強化政府的社會治理能力，提高政府的公共產品供給能力，發揮政府在基礎教育、社會安全、環境保護、社會福利等領域的社會職能。創新社會治理模式，建立政府主導、公眾參與的社會治理體系，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在矛盾調處、政治參與、利益協調等方面的作用，以便更好地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
（作者單位：西安財經學院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①趙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助推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現代經濟探討》，2016年第10期。
②李方旺：《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創新驅動發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經濟研究參考》，2017年第4期。
③周衛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原因與突破：基于收入勢能的考察，《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16年第6期。
責編/張蕾 美編/楊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