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齊衛平 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黨的十九大報告對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黨中央從世界形勢深刻變動和國內建設發展情況出發，得出的一個重要科學論斷。

經驗表明，正確研判社會主要矛盾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1949年以來，我們先后于黨的八大、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和黨的十九大，通過黨的決議或黨代會報告對社會主要矛盾作出結論。這幾次就社會主要矛盾作出結論的歷史背景、帶來的效果并不完全一樣，但一致說明這是一件影響到黨和國家事業、社會治理和人民利益的大事情。社會主要矛盾認準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就有了正確制定、有效實施的保證。反之，在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上出現偏差，經濟社會發展就會發生失誤，甚至造成嚴重后果。

在黨的十九大之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是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判斷，到黨的十九大召開時已有36年。時光荏苒，改革開放偉大實踐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還停留在以往的認識水平上，無疑會阻礙黨和國家事業向前發展。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總結黨的十八大以來砥礪奮進的實踐經驗，以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嶄新論斷，對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了新時代的回應。

我們注意到，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時，同時使用了“轉化”“變化”兩個詞。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有兩段話，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里用的是“轉化”；二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這里用的是“變化”。“轉化”“變化”與“轉變”看似說的是一個意思，但不同用詞傳遞的信息是不一樣的，隱藏的含義也有所不同。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事物的矛盾運動表現為質變和量變辯證統一的發展過程，量變積累創造質變的基礎，質變是量變的必然結果。質變代表事物根本性的變化，量變體現事物發展特征的變化。事物變化有兩種基本的形態，第一種是改變性質的變化，代表從甲到乙的轉變；　第二種是不改變性質的變化，代表相關特征的改變。黨的十九大報告用“轉化”和“變化”表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顯然是第二種形態的變化。

由此，這個新論斷不是否定此前的論斷，不是替換、取代的關系，而是互補、遞進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黨的十九大作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論斷，揭示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向前延伸的過程性變化。這一變化發生在改革開放不斷向縱深推進的過程中，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向前推進的階段性變化。

解釋這個用詞差別，不是摳字眼、玩文字游戲。它關系到如何精準把握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內涵及其新要求。黨中央在1981年正式糾正了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作為社會主要矛盾的錯誤，具有撥亂反正的意義。經過40年的努力，中國走出了物質貧困的時代，擺脫了商品匱乏的窘境，提升了美好生活需要的層次。這樣的變化無疑意義十分重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根本性改變。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這段論述正是用“轉化”“變化”而不用“轉變”來表述的依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這個飛躍是相互關聯的歷史過程，不能把站起來、富起來和強起來機械地割裂開來。

還要看到，今天我們離國家總體富裕、人民整體富裕還有差距，還面臨艱巨的脫貧攻堅任務。因此，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認知需要保持理性的態度，切勿頭腦發暈、急功近利。

具體來看，按照用“轉化”“變化”的詞義來理解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既要看到解決溫飽問題后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依然是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向著更高要求、更廣范圍發展，也要認識到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成為新時代人民美好生活的增長點。相關方面的訴求不是新產生出來的，而是新增長起來的。

由此，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用“轉化”“變化”進行表述，其背后的指向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滿足人民群眾物質文化需要的問題并未因此畫上句號；同時，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在民主、法治、公平、安全、環境等方面創造新氣象、展現新作為，兌現讓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