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球范圍來看，新時代是中國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邁進的關鍵時期，實現中國崛起需要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城鎮化和經濟地理格局支撐。從當前我國發展階段來說，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化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同時必須重塑我國城鎮化空間格局。毛澤東同志在《論十大關系》里的第二個關系就提及沿海與內地的經濟發展問題。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和《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均提出優化城鎮化格局是未來工作的重點，但我國城鎮化空間格局的發展仍需要更為明確的戰略方向。
城鎮化存在的問題與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與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相伴隨的是人口和勞動力向東南沿海地區的不斷集聚，尤其是向超大、特大城市集中。基于研究發現，自2000年以來，我國城市規模分布一改新中國成立以來總體均衡化的態勢，開始出現不斷極化的現象，超大城市擁擠狀況越來越嚴重。因而，多中心空間戰略成為城市總體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北京通過在市域建立通州副中心、在京津冀城市群建設雄安新區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過度集聚。
為了促進均衡發展，國家對內陸和東北地區政策適度傾斜，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戰略陸續出臺。不過，還是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應該讓要素向東南沿海自由流動，其依據是，根據新古典理論假說，發達地區經濟成就最終會溢出到不發達地區而達到經濟收斂。日本向東京空間極化的經驗就是這類觀點的現實案例，這類觀點認為不應限制城市的人口規模。
但不應忽視的是，新古典理論的收入差距倒U型曲線有其理論前提，即市場要素自由流動。我國當前現實還不具備這一條件，因而上述假說在國內長時期內不會實現。縮小地區差距，還離不開政府對不發達地區的支持。不過，當前的國家政策導向對于促進均衡發展來說，還遠不夠明朗、堅決和徹底。其實，大國城鎮化空間格局應該極化還是均衡，不應僅僅考慮經濟效益，還應該考量政治、社會、民族、國家安全等因素。
目標與格局：多中心適度均衡發展
我國是大國，全球范圍來看，國土面積第三、人口第一、經濟總量第二，同時也是多民族多宗教國家，這是城鎮化發展需要重點考慮的基本國情之一。大國特征決定了城鎮化空間格局不應偏于一隅，應當適度均衡發展，多中心布局。在市場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動的情況下，政府支持不可或缺。這也是我國“效率—公平—安全—生態”多元發展目標的訴求。
發揮大國經濟地理空間優勢
地理學第一定律的核心思想是，距離所起到的作用是顯著的，隨著距離增加，某一地區對其他要素的作用或影響就會衰減。因此，經濟中心的輻射半徑不是無限的。新經濟地理學的市場潛力中心假說是這一定律的具體體現，它認為，只有在中心城市的一定距離之外才會出現第二個中心城市。
基于筆者此前的研究顯示，我國最高等級中心城市的輻射半徑小于1200公里，或者說超過這一距離，理論上需要新的中心城市服務周邊地區發展。而我國無論南北還是東西，縱深腹地都遠遠超過這一距離，因此需要多層次中心城市體系。此外，按照新的國際勞動分工規則，不同國家占據不同產品價值鏈環節。而大國具有天然空間優勢，回旋余地大，占據的不是價值鏈中的某一個環節而是很長一段價值鏈，大國僅依靠國內自身條件即可實現分工協作優勢。沿海繼續搶占國際高地，內地承接沿海產業轉移，是一個理想的生產力分工格局。
實現社會公平和空間正義
空間正義與社會公平始終是發展的重要內涵。解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需要收入差距的縮小。當前我國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發展水平差異顯著，在要素自由流動不能實現、差距一定時期內無法縮小前提下，若不加以引導和治理，則會加劇社會矛盾，影響穩定大局，最終阻礙發展。當然，提升不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要審視甚至檢討當前若干具體措施的得失，重點應增強其自我發展動力，而不是簡單的“輸血”與“補償”。
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是一國得以持續發展的根本前提，對于大國尤為重要。大國疆域遼闊，不論是不同地區的地理環境，還是社會風貌，亦或是經濟社會發展狀況都存在很大差異。當前，我國還有很多地區存在發展相對滯后的問題，與發達地區差距逐漸拉大。中央應加強對欠發達地區的支持，引導人口與經濟活動的合理流動和聚集，對于維護國家安全穩定、社會和諧具有重要意義。
塑造生態文明
資源環境決定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可能性邊界，不能以當前的資源環境為代價，為未來謀求福利。東南沿海地區以土地擴張與環境資源為代價的城鎮化道路逼近承載力底線，日趨難以為繼。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上海構建多中心的發展格局，都是對這一挑戰的積極應對。多中心均衡發展可以減輕中心城市的資源環境壓力，但也絕不是無重點的到處發展，中西部不乏生態脆弱地區，中心據點式開發應是優先考慮的形式。
國際經驗與實證研究
國外城鎮化格局現狀
從當前世界經濟地理的盛衰格局來看，是凡地域遼闊的大國，均衡的城鎮化空間格局會獲取更高的競爭力。美國作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不僅擁有東海岸經濟中心地帶，還有西海岸的加州經濟中心和以芝加哥為中心的內陸五大湖經濟地帶，在全國呈現出十大城市群的形態。從反面例子來說，前蘇聯對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戰略意義認識不足，城鎮化空間格局失衡，是造成國家解體的原因之一，即使今天的俄羅斯也同樣受累于此。疆域不夠遼闊的世界經濟強國，大多以相對極化的經濟地理格局為支撐，除了日本以外，英國和法國也都是相對極化發展的例子。德國均衡體系是個例外，這與其歷史基礎和二戰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安排有關。
實證與結果
任何重大決策不僅應該具有理論支撐，符合邏輯，經受實踐檢驗，還應該經得起科學的證偽。為此，我們運用全球150多個國家歷經幾十年的數據展開跨國研究，通過嚴謹的計量經濟分析，研判各國城鎮化空間格局的演化規律，探求最優的城鎮空間格局形態。
我們的研究結論顯示，疆域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比小國具有更加均衡的城鎮空間格局，這是世界城鎮化經驗。而且，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城鎮空間格局亦即城市規模分布呈現先極化后均衡的演化趨勢，城市化率和非農產業比重的提高以及穩定的政治環境同樣也會促進國家城鎮空間格局向均衡方向演化。
結論與建議
日本的極化發展與其腹地狹小的國情有關，因此，其極化的空間格局不應成為我國效仿的對象。中國作為大國，城鎮化空間格局應該更加均衡。未來，我國經濟水平、城市化水平和非農產業比重將進一步提高，再加之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這些因素都決定了均衡發展的城鎮化空間格局是大勢所趨。尤其是在市場要素還不能充分自由流動的情況下，運用空間干預政策支持不發達地區發展，對于縮小地區間收入差距不可或缺。部分學者推崇的東南沿海空間極化發展的觀點，是從理想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出發，缺乏對現實的考量，亦是從狹義經濟效益出發，沒有考慮到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等非經濟目標。
根據我國的研究成果，最高等級中心城市的最大輻射半徑不超過1200公里，這個經驗數據與北京、上海、廣州、重慶等城市之間的兩兩直線距離大致相當。因而，全國理想的城鎮化空間格局應當是三重經濟中心地帶共同支撐，從東到西，分別是長三角—京津冀—珠三角，成渝—關中（天水），烏魯木齊。圍繞中心城市的城市群是中心地帶的具體空間載體。當然，強調適度均衡的國家城鎮化空間格局，并不是要求各中心城市之間規模的絕對均等，但它們在輻射一定國家區域的職能方面應是相同的，分層次、多中心是其指導思想。
多中心適度均衡的城鎮化空間格局也是支撐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需要。美國東西海岸兩面臨海開放，而我國則長期受制于西部地區社會經濟發展落后和陸路交通不暢，只能發揮東南沿海開放的優勢。為此，新時代的國家城鎮化空間格局和經濟地理布局，應堅持多中心適度均衡，并由此推動東西共同開放，最大程度地謀取空間紅利。要把西部地區昔日的遙遠邊疆打造成戰略前沿，把終端障礙建設成貿易橋梁，把邊境城市轉型為樞紐中心。
【本文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黨委書記】
責編：李 懿 / 趙鑫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