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世界銀行召開的小額信貸年會，首次提出“普惠金融”（InclusiveFinance）。2015年12月，我國印發《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通知》，正式提出到2020年，要建立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相適應的普惠金融服務和保障體系，特別是要讓小微企業、農民、城鎮低收入人群、貧困人群和殘疾人、老年人等及時獲取價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務。

然而，世界各國普惠金融發展過程中，高成本、高風險、低效益等現象非常突出。在不少國家和地區，普惠金融存在著“雷聲大，雨點小”的尷尬局面。國際經驗表明，僅僅依靠慈善、捐贈等公益性措施發展普惠金融，或者以低于成本的價格向弱勢群體提供金融產品與服務，往往事與愿違，甚至適得其反。的確，對于金融機構來說，做好普惠金融的關鍵是商業的可持續，而實現商業可持續的關鍵，要滿足兩個要素：一是成本可覆蓋，二是風險可控制。

普惠金融作為一種覆蓋面廣、可獲得性強、長尾特征突出的金融服務方式，需要通過批量化、高效率、低成本的手段加以實現。因此，要改變“雷聲大，雨點小”這一局面，除需要加大政府的資金投入和支持、做好更多基礎設施及環境的建設外，還需要借助數字技術的發展，助力提升我國普惠金融進一步發展。2016年9月，G20杭州峰會發布數字普惠金融（DigitalInclusiveFinance）高級原則及普惠金融指標體系。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強調指出，“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具體而言，數字技術將為普惠金融帶來三個方面的幫助：

　首先，有助于拓展金融服務邊界。我國現有的信用報告范圍覆蓋非常不足，超過一半的人群因為缺乏信用數據，無法享受正規的金融服務。而借助數字技術，可在一定程度上讓長期被排斥在正規金融體系外的長尾客戶享受到金融服務，實現金融“普及”。

　其次，有助于降低金融服務成本。數據顯示，我國手機銀行業務成本，是面對面處理業務所需成本的1/5左右，是物理網點和代理點成本的1/35。同時，借助數字技術，基于對用戶的全面分析，可進行精準畫像，提供千人千面的個性化服務。

再次，有助于改進金融風險防控。“校園貸”“現金貸”之所以深陷“高利貸”，原因之一是缺乏風控能力，企圖通過高利率覆蓋高風險。而借助數字技術，能夠有效開展風險監測、預警以及反欺詐等工作，提升金融機構和互聯網平臺風險防控能力。

當然，普惠金融不等于全民金融，應避免各行各業蜂擁而入，盲目發展。普惠金融更加強調服務小微企業、貧困人群及殘疾人士，客觀地說，這些敏感群體限于金融知識與能力，更容易被打著“普惠金融”旗號的犯罪分子所蒙蔽和侵害。一哄而上、全民金融，容易引發金融失序并形成較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近年來，我國網絡借貸迅猛發展，在填補金融服務空白、擴大金融服務廣度等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也積聚了不少風險。目前，網絡借貸正面臨著加速市場出清、重塑行業格局的關鍵時刻。但“吹盡狂沙始到金”，對那些經營規范、實力較強的機構來說，反而意味著更多的機會。監管部門應明確相關工作時間表，進一步穩定市場預期。行業協會和社會各界應協同努力，引導行業健康良性發展。

隨著“嚴監管”政策的深入實施，2018年我國金融業迎來了一輪全面而深刻的變化。只要不忘初心，堅持正道，回歸金融本源，借助數字技術提升服務水平，妥善做好創新、風險、成本的平衡，普惠金融將在挑戰中不斷前行，讓金融服務更加美好、更有溫度。

作者：董希淼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蘭州大學兼職教授，近著《有趣的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