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市位于四川省，是中國首批優秀旅游城市，擁有世界文化遺產、世界自然遺產和世界灌溉工程遺產“三項桂冠”，市域常住人口79.8萬人，基層黨組織1622個、黨員36383名。受汶川特大地震災后重建期間出現的塌方式腐敗等因素影響，群眾一度對黨委政府信任度下降、滿意度不高，全市信訪總量居高不下。近年來，我們注重發揮黨組織引領作用，充分尊重和依靠群眾，建立“發現問題—反饋問題—解決問題”長效機制，通過黨員聯戶、社區賦能、組織引領、辦好家事、整合資源“五個堅持”，有效密切黨群干群關系，走出了一條讓黨委政府和人民群眾“雙滿意”的社會治理新路子。

堅持黨員聯戶，解決干部沉不下去的問題

社區黨員是黨聯系群眾的基礎，黨的群眾路線在社區執行得如何，黨的執政基礎在社區是否穩固，從根本上取決于社區黨員的群眾工作。前幾年，我們在經濟相對落后的柳街鎮，引導群眾開展“掃把革命”，在全鎮15個社區、167個院落健全院落組織架構，建立鄉鎮干部包片包村、院落黨員聯戶的網格化工作機制。引導居民以100戶左右為單位，建立105個院落管理委員會，群眾按照20元／年／人的標準繳納衛生管理費實施“自我服務”，然而由于沒有解決好百姓的身邊事，導致群眾參與的積極性不高，工作難以得到全面有效開展。面對這種局面，我們把發現問題擺在第一位，規定鎮村干部每周二定點包片“走院子”，倒逼黨員干部下沉到院落，與群眾交流談心，對群眾訴求建立問題臺賬、逐個研究化解。不到半年共收集群眾意見建議1260余條、化解問題1100余個，全鎮連續三個月實現零信訪、無一件治安事件和刑事案件，百姓主動繳納衛生管理費用，并成立了院落管委會。

“掃把革命”的成功使柳街鎮由過去位置偏僻的純農業鎮發展為成都鄉村旅游新名片，2018年1—10月共接待游客超過45萬人。同時，該地還成立了全國第一家農民詩社“柳風農民詩社”，成為首屆中國農民豐收節全國六個分會場舉辦地之一。以柳街鎮作為現場教學點的成都村政學院，也被中組部列為全國黨員教育基地、國家行政學院鄉村振興教學研究和實踐基地，被國家農業農村部列為鄉村振興基層研究基地、四川省農業農村廳列為鄉村振興研究和人才培訓示范基地。

堅持社區賦能，解決服務聚焦不準的問題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社會階層發生深刻變化，人們所在的行業不同、職業不同、所有制不同，對于社區服務的需求也各不相同。都江堰市面臨空巢老人多、上班族多、外來人口多等問題，群體訴求多元化、差異化，社會治理面臨社會階層多元化、社會關系復雜化等新形勢新任務。為此，我們積極引導社區黨組織開展個性化服務，推行城鄉社區黨群服務中心親民化改造，按需設置“眾籌廚房”、四點半學堂、書畫室、舞蹈室、健身房、創新創業工作室、外出務工人員服務之家、農村專合組織和社會組織之家、城鄉電商平臺等個性化功能，解決群眾身邊的切實問題。比如，城區灌口街道太平社區通過社區提供場地、商家居民眾籌方式開辦 “眾籌食堂”，對60歲以上、70歲以上、80歲以上居民分別按照8元／餐、7元／餐、6元／餐收取成本，對外來務工者一律按10元／餐收取成本費用，既解決空巢老人用餐問題，又為外來務工者提供方便。同時，柳河社區制定了志愿者積分管理制度，通過收集群眾意愿、居民商家自愿認領公益項目等辦法，解決服務居民“最后一公里”問題，社區活動中心也真正成為 “居民之家”，使“鄰里事情社區辦”成為現實。

堅持組織引領，解決政策落不到底的問題

百姓往往都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政策執行的末端是否公平公正，是基層黨組織取信于民的關鍵。由于災后重建期間的干部作風和政策執行問題，導致百姓對政策能否公平公正落實存有疑慮，對黨委政府、村社干部的信任度不高。在此情況下，我們把棚戶區改造作為重樹基層組織公信力的重要契機，在棚改地塊成立臨時黨小組和“自改委”，組織開壩壩會、院落會，讓大家面對面溝通，用少數人帶動多數人，靠多數人督促少數人。比如，緊鄰都江堰景區的伏龍社區棚改地塊，由于地理位置好、群眾期望高，過去二十年內曾經多次動議拆遷均無果而終。然而在這次拆遷中，社區黨組織首先把各個樓棟中的黨員找出來，打破其不同的支部隸屬關系，建立臨時黨支部，組織開展“我是黨員我先簽”，并將黨員簽字情況公示上墻，接受群眾監督，起到較好的帶頭作用，不到半年時間就完成房屋拆除，且沒有運用強拆手段，沒有出現一起群體性上訪事件。通過這種方式，真正做到“一把尺子量到底”，既解決棚戶區改造中最難的意愿協調問題，又讓百姓看到基層黨組織的嶄新形象。近兩年，都江堰市棚戶區改造涉及上萬戶居民，川西林盤整治、綠道建設等工作都涉及到房屋和土地征收，但沒有因此而出現群體性上訪，信訪總量逐年下降，2018年1—10月同比下降15.39%。

堅持辦好家事，解決鄰里難以處理的問題

農村問題繁瑣復雜，如果處理不好或不及早處理，就會釀成大事，甚至發展成治安、刑事案件，影響社會穩定。都江堰市堅持從一些百姓不好處理的家事上著手，讓鄰里關系好起來，讓支部的影響更具體、更實在。比如，向峨鄉棋盤社區是地震災后重建集中上千人的安置小區，百姓在大事小事上有請客隨禮的習慣，過去一次請客每戶要送400元以上，連續吃三天，全年酒席過百場，禮金數額和酒席規模攀比風氣日盛。我們把這項工作視為社區治理“大事”，引導社區依據村規民約規范酒席操辦，比如哪些情況可以辦酒席、送禮標準不能超過100元等，這項舉措得到群眾支持和遵守。現在社區每年酒席不超過30場，鄉風文明得到有效改善，黨組織在群眾中的影響力和號召力明顯增強。

堅持整合資源，解決發展能力不強的問題

好的作風是戰斗力、凝聚力，但好的作風解決不了全部問題，特別是推動發展的問題，更多要靠政策措施、基層推動來解決。從長遠來看，只有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讓集體的能力強起來，才能讓百姓有盼頭、有奔頭，才能讓村級黨組織說話有人聽、辦事有人跟。都江堰市基層組織資源、能力有限，特別是作為西部欠發達地區，集體經濟普遍較弱，多數社區處于“空心社區”的尷尬境地。對此，我們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借助國家級田園綜合體建設，開展財政投入量化入股試點，將財政補助資金作為股份量化到集體經濟中，再由集體經濟組織與社會資本合作搞農業產業化，取得明顯成效。比如，天馬鎮禹王社區合作社整合財政補助資金900余萬元，參與投資3.1億元的 “玫瑰花溪谷”項目建設，集體經濟組織每年按投入額的4%固定分紅；胥家鎮金勝社區鄉村旅游合作社整合政府補助資金，與企業共同出資修建停車場、旅游道路、超市、農產品售賣點等，并明確經營范圍和收益分成比例，集體經濟組織實現年收益20萬元。盡管經濟效益還不明顯，但集體經濟有了源頭活水，使村“兩委”獨立解決村級公共服務問題成為可能，服務百姓也更有底氣。

【本文作者為中共都江堰市委書記】

責編：趙博藝 / 蔡圣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