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對規范的自覺，難以捕捉政治學領域的重大問題和現實問題——
創新與規范的統一：政治學的發展之路
政治學學術規范有多重要?
顧名思義，學術規范其實就是做學術的基本章法和規則。“所謂學術規范，就是一門科學由學術對象、學術成果、學術評價以及學術風氣等構成的標準系統。”學術規范說到底還是做學問的謙卑、誠實和嚴謹性，尊重前人和同行的研究貢獻，尊重學術共同體約定俗成的研究慣例。雖然傳統的學者往往認為“文無定法”，但這可能對文學性的寫作更為適用，對學術研究者而言，特別是在進入學術研究領域之初，最為重要的莫過于遵守這些“定法”。因為，不論是學術研究過程抑或學術寫作和學術表達過程，經由學術界的長期演進，顯然已經形成了基本的規則和章法，學術界的所有同行都遵守著這些定法。若不遵守，相關的學者就會被稱為“野路子”“未入行”，或者讓人很難評價。就此而言，學術規范其實就是對學者和學術后備隊伍的規則訓練與基本約束，它是學術科學性的一個重要保證。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學術主管部門和知識界共同推動了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規范化。教育部多次出臺文件，以規范國內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位論文和學術評價等事項。而學術界內部，部分學者也早就在努力地推動學術規范化。
政治學的學術規范性有待加強
在社會科學的版圖中，政治學無疑占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政治學相比于其他學科如經濟學、社會學與管理學，我們不得不說政治學的學術規范性有待加強。從基本研究規范(基本概念、基本理論和分析范式)、研究程序規范、研究方法規范、寫作規范到學術批評規范和學術評價規范，國內的政治學都存在不少問題。有一些是整個學術界的共性問題，有的則是政治學自身特有的。比如，有的學者在未能充分梳理前人研究脈絡的基礎上，草率地自造概念、建構理論，讓同行無法對話。
國內的政治學研究在學術規范性和方法運用上表現欠佳，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中國傳統政治智慧強調“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微言大義，現代政治學的學術研究也只是從清末民初才開始的。民國時期的政治學主要效法日本和歐美的學術傳統，學術規范性有一定的成績。學術規范是一個長期訓練和傳承的過程，政治學本身作為一門學科不能穩定而持續地積累，其中的學術規范的養成也就受到影響。在研究方法及方法論訓練方面，長期以來，國內政治學對現代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全面接納也是相對晚近的事。雖然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部分政治學者已開始了實地調研或問卷調查之類的科學研究，但顯然并未在政治學界成為主流。政治學界比較明顯地重視并走向實證主義，其中的一個主要契機在于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村民自治相關研究所啟動的實證潮流。但草創政治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并不意味著相關研究在方法上的成熟和方法論上的自覺。再如，除了少數高校的政治學非常重視研究方法和分析技術外，大部分設置有政治學相關專業的國內高校，一般只開設了“社會調查與統計”之類的課程，在統計分析和計量方法方面，的確顯示出與相關社會科學專業的某種差距。這與國外特別是美國的政治學狀況形成了鮮明對照，因為在美國政治科學的訓練中，教師和學生在相關分析技術上絲毫不遜色于其他社會科學，甚至處于領先地位。
政治學學術創新與規范的關系
政治學的學術創新主要有如下幾種類型：一是運用新材料和新事實，按照原有的研究路徑和研究方法，證偽了既有的結論或理論，或者得出新的結論；二是通過新的研究路徑、運用新的研究方法或分析技術，對原有的事實和材料予以新的研究，得出新的認知；三是運用新材料和新事實，通過新的研究路徑和研究方法，建構新的理論。顯然，無論是哪種類型的政治學學術創新，都是在相應的規范下完成的。具體而言，有如下三個方面值得強調：
其一，沒有政治學研究基本規范的自覺，就很難準確地捕捉政治學領域的重大問題和現實問題。例如，面對中國社會近二十年來不斷增多的群體性事件，社會學者往往看到了其中的個體心理機制和社會集體行動的邏輯，但政治學者基于學科的獨特眼光，可以在“國家與社會”的分析框架下，看到群體性事件中政府的塑造和回應機理，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對群體性事件的治理邏輯。政治學學科的這種研究規范，顯然是政治學者對同一議題可能有所創新的依據。
其二，沒有政治學研究程序規范的支撐，政治學的研究將顯得隨意而無章法，難以保證政治學研究的質量和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更無法使政治學的研究過程得到其他學科研究者的理解和認同。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恰恰是國內政治學界的一大危機。由于在研究程序規范和研究方法運用上的“低端”或不規范，其他相關學科如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的研究者往往對政治學者的研究過程表示質疑?；蛘?，對于本屬政治學研究的傳統領域或主流議題，其他學科的學者往往基于更為規范的研究程序和方法，形成了更為優質的研究作品，這種作品反而成為政治學者需要閱讀和引證的文獻資源。這樣的現象在當前無疑是非常突出的。
其三，沒有相應的發表規范和討論規范，政治學的學術創新難以獲得學術共同體的理解和承認。不符合發表規范的研究成果，要么難以面世，要么不能及時面世，這都影響了作品參與學術對話的可能性。不遵守學術討論規范，學界同行也將難以與其對話，甚至難以作出評價，這樣將不利于建設性共識的形成。如前文所講的政治學本土化固然很必要，但政治學研究的本土化也應在既有的學術規范下展開。若違背基本的學術規范和方法規范，政治學研究的本土化就將脫離學術發展的正常軌道，進而影響其被學界認可的程度。 （作者為武漢大學政治學與行政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