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姓看來,他們是黨紀國法的護衛使者；在“老虎”“蒼蠅”眼中,他們是不留情面的“黑臉包公”；在家人朋友心里,他們卻是總在加班辦案的“工作狂人”……
十八大以來,中央保持反腐高壓態勢,打虎拍蠅不停歇,各級紀檢監察干部則成為反腐主力軍。從十八大到十九大的五年間,全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處置問題線索達到267.4萬件,立案154.5萬件,處分153.7萬人。一串串數字背后,離不開各級紀檢監察干部的艱辛付出,而他們自己又有哪些心聲?
不知道下一個案子什么時候來
“想叫你聚餐怎么這么難?”“你怎么總是在加班?”這是許多紀檢干部經常會被問到的問題。
云南一個縣級紀委有123名干部,但每年都要被抽調約80人次參加各種督查,還有7人在脫貧攻堅督查專班,剩下四十多人不得不滿負荷運轉。隨著監督范圍的拓展以及信訪渠道更加暢通,人手不夠的困境更加突出。云南省宣威市紀委書記普靖介紹,監察體制改革后,雖然人員增加了23%,但與此同時,監督面擴大了15倍,信訪舉報量增加了4倍。
“從去年的數據來看,我們每名辦案人員每年要辦50件左右的信訪件,根本忙不過來。尤其是一些督辦件和催要結果件,時間緊、任務重且不容許任何錯誤。”普靖說,一個案子從受理到結案自己要簽7個字,至少開三個會。“每一個程序都不能出問題。”
人少案多,許多基層紀檢監察干部,“不是在辦案就是在辦案的路上”。而長時間高強度的工作,更讓許多基層辦案人員身心俱疲。“我感覺隨時處于一種焦慮和焦躁的狀態,因為我不知道下一個案子什么時候會來,我要怎樣才能做好下一個任務。像是在無休止地解題,而且要把每道題都答好。”一位縣級市紀委副書記說。
花費大量時間查證一個“誣告”
采訪中記者聽到這樣一個故事:一名縣級紀委監察室主任的孩子才兩歲,但是他一直加班,每天晚上十點前回家都很奢侈。有一段時間,愛人把孩子交給他來帶,而他不得不帶著孩子到辦公室加班。于是,過往的人員經常會看到這樣一個畫面:兩歲的孩子捧著手機看動畫片,一名中年男子則在一旁拼命地趕材料……
基層紀檢監察干部的委屈和心酸遠不止于此。多名干部開玩笑地說道,進了紀委以后,自己的朋友少多了。“有問題的干部躲著你,其他朋友約個飯、打場球你也總是失約,他們就不會再找你,你自己也不好意思嘛。”滇南一名紀檢監察干部說。
在云南東北部一個小鄉村,兩名村干部發生了爭執,其間發生了肢體沖突,隨后兩人被村民勸阻。沒想到當天晚上,其中一名村干部就被人向中央紀委網站舉報為黑惡勢力。隨后,舉報線索被層層批復下來,當地紀委立即派出三名干部到村里調查,正在另一個村子研究產業扶貧的鎮黨委書記也不得不抽身過來。經過對當事雙方和多位村民的調查,舉報的黑惡勢力為子虛烏有……
花費一天時間,就查證了這樣一個誣告嫌疑極大的情況。“這類案子很多,有些一眼看上去就知道舉報有問題,但是有人舉報,我們就得去查證,還要及時、充分反饋。”一名參與辦案的干部說。
記者在多個基層紀委了解到,由于目前舉報渠道通暢,舉報成本很低,各地普遍面臨“舉報失實比例居高不下”的困境。匿名舉報加上缺乏有效的懲戒措施,讓基層紀檢監察干部十分無奈。一些基層紀檢監察干部詢問記者:“有沒有可能設立黑名單制度?讓那些長期、多次惡意舉報者也能受到應有的懲處?”。
有刀刃向內的意識和決心
雖然偶爾會“吐槽”工作壓力大,但是每辦完一個案子、揪出一個“貪官”,紀檢監察干部們還是會充滿成就感。“去年3月到年底,我們就辦了超過1200個信訪件,挖出一個窩案,還查處了多名涉黑的干部。”宣威市監委委員黃初亞說。
“誰來監督紀委”是許多人長期的疑惑,受訪的紀檢監察干部們也早就思考過這個問題。“我們有18項內部管理制度,對于違紀違法的紀檢干部,處理絕對比其他干部更為嚴厲。”云南省曲靖市富源縣紀委副書記李立斌說,每名紀檢監察干部都必須有刀刃向內的意識和決心。
但是,不斷增加的職能和機構,也讓基層紀檢監察干部意識到,不斷完善制度才能更好地回答外界的質疑。一些基層紀檢監察干部期盼著《監察官法》等配套制度盡快出臺,讓自己作為監督者更有力量和底氣。
隨著監督體系的日益完善,過去容易被忽視的鄉鎮、村組等“最后一公里”如今也實現了監督全覆蓋。但與此同時,鄉鎮監督專業化程度不夠、監督水平有限等問題也擺在了桌面上。一名鄉鎮紀委書記告訴記者,自己原本對這一領域不熟悉,為了做好紀檢工作硬著頭皮“惡補”了許多知識,辦理了幾個具體的案子才感覺“入了門”。
“對于我們基層紀檢監察干部來說,普遍面臨專業化水平不夠的問題,更多時候都是靠自學,希望能有更多更好的學習機會。”普靖說。
云南省紀委常委李慶元認為,紀檢監察干部需要嚴管,也應得到“厚愛”。記者了解到,湖南、云南、江西等多地已經開始嘗試通過心理健康講座、心理診療等方式為紀檢監察干部減壓。受訪的基層紀檢監察干部建議,盡快建立心理健康預防疏導工作機制,及時疏導、排解紀檢監察干部的心理壓力。
（記者 白靖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