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中國經濟增長十年展望（2019-2028）》，劉世錦主編，中信出版社出版
《中國經濟增長十年展望》已經持續出版了七年。我們從2013年開始做預測，判斷當時的基本情況和未來經濟走勢。今年是《中國經濟增長十年展望》的第七輯，主題是“建設高標準的市場經濟”。這個主題的提出有其背景。中國經濟發展到目前這個階段，特別是最近一兩年，和以前有很大的區別。我們現在講中國需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我認為，建設高標準的市場經濟是我們最需要辦好的一件事情。
為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可挖掘六大增長源泉
我認為，建設高標準的市場經濟，2020年應該能夠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而中等收入群體倍增應該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的另一個重要的發展目標。從國際經驗看，只有實現這個目標，中國方能穩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社會。
從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角度看，有六個方面的增長來源。
一是通過城鄉要素流動加快大都市圈發展。近年來城市化進程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大都市圈加快發展。這涉及另外一個主題，即鄉村振興。講鄉村振興并不意味著所有鄉村都能振興。到農村去看看，不少村莊路通了、電通了，甚至自來水都有了，但人沒有多少了。但一定會有一批鄉村能夠振興的，關鍵看位置。處在大都市圈范圍內的鄉村，最有條件和可能實現振興。
這樣我們就找到了一個交匯點，就是大都市圈范圍內的鄉村地區。在這個范圍內，大都市圈發展與鄉村振興基本上是一回事。從空間上看，大都市圈就是在已有的核心城市之外的50-100公里范圍，在現有鄉村基礎上發展起一批小鎮或小城市。城鎮之間通過現代化的交通、信息體系連接，形成新的專業化分工體系，土地成本較低的小鎮發展制造業和部分服務業，高端服務業集中于核心城市。形成這種新的城市和產業格局，需要人員、資金、技術、土地等要素能夠在城鄉之間雙向自由流動，也就是說，既要讓農民進城，也要允許城里人下鄉。然而，回到現實，農民進城依然面臨不少難題，城里人下鄉似乎更為不易。應將改革重點放在大都市圈的鄉村地區。在這一范圍內，農民可以進城，城里人也可以下鄉，城鄉居民宜城則城，宜鄉則鄉；在小城鎮建設中，允許、鼓勵城鄉居民和投資者置業創業、共建共享。
第二是低效率部門的改進。最重要的是擴大市場準入，鼓勵競爭。近幾年我們強調降成本，一個突出的問題是基礎性成本過高。有研究表明，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資等基礎性成本要超出美國一倍以上。除了資源稟賦等原因外，主要是因為相關行業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性壟斷。所以，下一步的改革還是要完善產權保護，對各類企業真正做到一視同仁、公平競爭；推動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國有資本要從過剩產業、低效領域、其他資本更適合發揮作用的地方退出，集中到社會保障、公共產品領域中“卡脖子”的技術和產品、國家安全、環境保護等領域。
第三是著力提升低收入階層的人力資本。加快農民工進入和融入城市的進程，農村進城人員對城市發展創造了大量社會財富，為他們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并非“施舍”，而是他們的“城市權利”。重點要解決好農民進城人員的住房問題，不僅對他們安居和融入城市至關重要，同時也能帶動大量消費需求。要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以更大力度把更大份額國有資本轉入社保體系。特別重要的是促進機會公平，改變有些城市把低收入勞動者擋在城市之外，甚至加以驅離的做法。在再就業、升學、晉升等方面，給低收入階層提供更多可能性。
第四是推動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升級。這方面有兩個重點，一是服務性消費，包括醫療、教育、文化、娛樂、養老、旅游等，已經成為中國經濟需求增長的常規動力。另一個是生產性服務業，包括研發、設計、金融、信息服務、商務服務等，它們和制造業轉型升級緊密相關。這兩個部分共同構成了我稱之為知識密集型的服務業，正在成為拉動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升級的主導性新產業。
第五是加快前沿性創新。以往長時間內，中國的創新主要是外來技術本地化的適應性創新。近年來的一個重要變化，是在全球創新前沿“無人區”的創新增加。美國打擊華為的主要理由，就是因為華為已經走到前面了。中國的優勢還體現在消費市場巨大、產業配套比較完整等，易于形成商業模式和實用技術，由商業模式創新拉動技術創新。但我們最大的短板是基礎研究滯后。如果沒有一大批諾貝爾獎級研究成果形成的土壤，在前沿性創新上將缺乏后勁。尤為重要的是，要形成有利于新思想脫穎而出的自由探索環境。能否補上這塊短板，將是中國力圖建成創新型國家無法回避的重大挑戰。
最后一點是促進綠色發展。這方面我們強調應該對綠色發展形成新共識。第一，綠色發展包括但不限于污染治理、環境保護，它有更寬的范圍，包括綠色制造、綠色流通、綠色融資、綠色創新，一個完整的綠色經濟體系逐步形成。第二，綠色發展不是對傳統工業化模式的修補，而是與之相競爭并可能獲勝的、更具優越性的一種新發展模式。最后，不能把綠色發展看成經濟增長的代價，甚至認為拖累增長速度。如果我們從綠色經濟體系的角度看，綠色發展既在做減法，更重要的是在做加法和乘法。做減法，就是我們講的治理污染，而做加法和乘法則是說形成消費新動能、創新新動能和增長新動能。
把增長潛能發揮出來，就要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
以上這些增長新動能有三個特點。
第一，它們對制度質量的要求相當高，不完善的或者說半拉子的市場經濟是無法適應的。我們現在講的“卡脖子”問題，往往談的是技術上的“卡脖子”，其實更多是市場經濟制度建設上的“卡脖子”。
第二，雖然也會有一些熱點，但像以往基建、房地產、汽車等大容量支柱產業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以普惠式方式呈現。
第三，增長大多是“慢變量”，很長時間的努力未必見到大的成效，“立竿見影”的情況不多了，對耐性、韌勁、戰略定力的要求明顯提高。
把這些增長潛能發揮出來，就要確定雙高目標，即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
什么是高標準的市場經濟？就是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以產權保護和要素市場化為核心的市場經濟。國際談判中涉及到的一些難點和焦點問題，比如打破行政性壟斷、公平競爭、保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國資國企改革、產業政策轉型、改革補貼制度、轉變政府職能、維護勞動者權益、保護生態環境和綠色發展等，與我們已定的改革有契合之處。我們要從長計議、戰略謀劃，從中國國情出發做出主動選擇。
中國是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貢獻者。我們加入市場經濟體系較晚，但蓬勃發展的中國經濟，已經給全球市場經濟體系的發展創造了很多新的很有價值的元素。下一步，中國應該也完全可以對全球市場經濟體系發展做出更大貢獻，完全有理由把發展高標準市場經濟、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旗幟舉得比西方國家更高，走到全球市場經濟體系競爭和發展的前列。這方面，一定要汲取以往的一些教訓，不能把體現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共同規律的好東西讓到別人手里，而使自己處在被動地位。
從國際上看，中美貿易摩擦仍具有很大不確定性，WTO改革勢在必行，國際經貿、投資、金融規則可能出現深度調整，主要經濟體之間有可能走向自貿區零關稅。面對這種局面，如果我們確定了高標準市場經濟、高水平對外開放的目標，就能夠在新一輪國際經濟治理結構博弈中占據制高點，不僅不會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成為“出局者”，而是要成為引領全球市場經濟發展方向的領局者。
當務之急是落實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和十九大關于改革開放的要求。把這些要求落實到位了，在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上就能邁出很大步伐。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