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和國家治理實踐中，中國古人形成了關于糧食生產、糧食儲備、糧食賑濟、糧價調控的系統性思想，并以這些思想為指導，制定推行了一系列糧食政策和規章制度，體現了高水平的思想成就和制度文明，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在繼承歷史傳統和經驗的基礎上，隋朝和唐朝時期推行實施的義倉和常平倉制度以“備兇年”“平谷價”作為明確的制度目標，較好發揮了保障民生和調控社會經濟運行的職能與功用。

【關鍵詞】隋唐 糧食貯存 賑災救荒 【中圖分類號】K24 【文獻標識碼】A

出于穩固政權的根本考慮，歷代王朝大都對民眾進行賑濟，形成糧食賑濟思想

糧食是人類自身賴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資料，是人類社會賴以賡續的基本物質基礎，也是影響歷朝歷代經濟發展和政權統治的重要因素。春秋末期，齊國政治家管仲在輔佐齊桓公治理國家時，最先闡述了糧食乃“民之司命”的思想。《管子·國蓄》明確地說：“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強調糧食對于民生的根本性意義。《管子·治國》中亦有“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途，治國之道也”的論述，再次指出了糧食生產是國家的重要政務，強調糧食對于治國安邦的重要性。在這些思想指導下，管仲推行了“無奪民時”“作內政”“相地而衰征”等多項促進糧食生產的新政策，最終輔助齊桓公實現了“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霸業。管仲提出的糧食和糧食生產事關民生國計、國家強弱的思想及其所采取的重農政策，被后世繼承并確立為“農為政本，食乃民天”的國家治理基本理念，奠定了中國古代農業文明和社會歷史發展的政策根基。

在糧食生產基礎上做好糧食儲備同樣受到歷朝歷代的重視。儒家經典《禮記》中最早闡述了糧食儲備的重要性。《禮記·王制》說：“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所謂“蓄”，指的就是國家糧食儲備，即認為糧食儲備多少是關乎國家興亡的大事。《管子·輕重甲》說：“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甿。”闡述了糧食儲備對于軍事戰備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性。《管子·牧民》說，“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又指明糧食儲備對于國家統治和禮義文明的基礎性意義。

西漢初期，政論家賈誼和晁錯也對糧食儲備的重要性做了闡述。賈誼說：“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茍粟多而財有余，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晁錯說：“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斂，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把糧食儲備的重要性提高到事關民生疾苦、國家安危、政權興亡的高度。根據這些思想，歷代王朝廣建官府倉廩，積極儲備糧食，并設官置吏負責具體管理。有些王朝還專門制定明確的倉廩法律，依法推行國家糧食儲備政策。

糧食賑濟思想由糧食儲備思想擴展而來。糧食生產歷經春種、夏耘、秋收到冬藏，周期較長。糧食生產還容易受到水旱蟲霜等自然災害的影響和破壞，又具有不可控性。因此，糧荒和災荒在古代社會時常發生。當糧荒和災荒發生，民眾陷入饑饉困境時，出于穩固政權統治的考慮，歷代王朝大都對民眾進行賑濟，形成了糧食賑濟思想。《管子·五輔》明確說：“備饑饉，救災害，賑罷（疲）露，則國家定。”把糧食賑濟與國家安定聯系在一起。前述晁錯“廣蓄積”以“備水旱”的主張，也體現了賑濟救荒的思想。由此，許多王朝推行了相應的“荒政政策”。漢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山東地區發生水災，民多饑乏，武帝遣使虛郡國倉廩，進行了大規模的糧食賑濟，挽救了很多民眾的性命，成為歷史上施行德政的典范。

“糴糶論”和“輕重論”主張國家對市場糧食價格進行主動調節，進而調控社會經濟整體運行

糧價調控的思想是由“糴糶論”和“輕重論”共同構成的。“糴”是買入糧食，又稱“糴入”，“糶”是賣出糧食，又稱“糶出”。國家通過對官府倉廩中的儲糧“糴入”和“糶出”，來調控市場上的糧食價格，使市場糧價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穩定在一個合理區間內；通過這樣的糧價調控進而影響和調控其它商品的市場價格，以穩定社會經濟發展形勢，從根本上服務于國家政治統治。春秋晚期，政治家計然最先提出了糧價的糴糶思想：“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意思是說，如果糧食市場價格一石五十錢最為合理，那么當市場糧食價格低至每石二十錢時，就會損害農民的利益，而高至每石九十錢時，就會損害工商業者的利益；工商業者利益受到損害，那么物資流通就會枯竭；農民利益受到損害，那么農業生產就會萎縮；如果市場糧食價格每石上不超過八十錢，下不低于三十錢，而在三十錢與八十錢之間上下浮動，那么對農民及農業、工商業者及工商業都有利；要實現以上目標，需要國家實行糧食的糴和糶政策，在糧價過高時拋售官府倉廩里的儲糧，以平抑市場糧價，在糧價過低時則由官府購買糧食入藏官倉，適當拉升市場糧價，從而使市場糧價穩定在一個合理區間內，其它商品價格就會隨之趨于穩定，商品流通交易也會因此活躍，貨物供應不缺乏。到戰國時期，魏國宰相李悝繼承了計然的思想，認為國家應主動根據年景的豐歉情況，在豐年糧賤時糴入糧食入藏官府倉廩，遇到歉年糧貴時，就糶出原先糴入的糧食，來平抑糧價和穩定市場，實行以豐補歉，“保護農本，兼顧末利”，調節農工商行業，維護經濟秩序和社會穩定。

管仲輔佐齊桓公時提出的“輕重論”也闡述了糧價調控思想。“輕重論”即所謂的“通輕重之權”，主張通過國家經營商業和干預商業，來調控市場上商品價格的賤與貴，或者貨幣購買力的高與低，而主要的手段就是國家要調控好糧食和糧食價格，具體措施也是豐歉年景的糴入和糶出。總之，“糴糶論”和“輕重論”主張國家對市場糧食價格進行主動調節，進而調控社會經濟整體運行，這成為許多王朝國家的指導思想。西漢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請于邊郡皆筑倉，谷賤時增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常平之名起于此也”，隨之創行了常平倉制度，為糧食的糴入糶出和糧價調控設立了專門的官府倉廩。

隋唐時義倉設置的制度化，成為中國古代糧食賑濟和糧價調控的制度典范

承繼歷史傳統和經驗，隋朝和唐朝也十分重視糧食的生產、儲備、賑濟和糧價調控。

開皇五年（585），工部尚書長孫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認為“經國之理，須存定式”，遂“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差等，儲之閭巷，以備兇年，名曰義倉”。隋文帝采納他的建議，“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獲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于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謹者，即以此谷賑給”。中國歷史上國家組織的義倉由此正式成為了社會制度，專門“以備兇年”，對饑饉者實施賑濟。當時，義倉設在民間社邑，一個社邑一般有二三十戶組成，由各社邑之社司負責具體管理，所以義倉又稱為“社倉”。義倉儲糧，由本社邑人戶按收獲多少和貧富差等，由社司勸課出一石以下多少不等的粟、麥等糧食，以備兇荒年景。由于社司不具官府性質，這種勸課出糧基本上屬民間社邑自發組織儲糧備荒，不具有強制性。當然，一個社邑的人戶較少，義倉儲糧量不會太多，其賑濟能力也有限。到開皇十五年（595）和十六年（596）時，文帝認為各地義倉管理不善，多有費損，下令將義倉并納本州、本縣管理，并規定義倉納糧“準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義倉儲糧至此轉化為國家地稅稅收，由州、縣官府具體負責征繳和管理，所有民戶要按上、中、下三個等級來交納，從而大力強化了義倉制度及義倉儲糧的征繳方式。此后，這一政策不僅取得了“天下義倉，又皆充滿”的財政稅收效益，也因義倉儲糧充裕而增強了其賑濟職能。文帝在位期間，“一代無饑饉”，賑濟成效頗為顯著。然而到隋煬帝大業年間，由于統治殘暴，耗費巨大，“國用不足，并貸社倉（義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途，無以支給”，文帝時充裕的義倉儲糧終被挪用罄盡，義倉的賑濟職能隨之瓦解。

唐朝立國后，貞觀二年（628）四月，尚書左丞戴胄提議繼承隋朝的義倉制度，建議上自王公貴族，下至黎民百姓，根據各家各戶實際的墾田畝數，在每年秋熟收獲之后，勸課交納多少不等的粟、麥、稻等糧食，“各納所在，為立義倉”“若年谷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唐太宗采納了這一提議，詔令王公以下至百姓的各戶人家，按實際墾田畝數，據各地實際所產，每年每畝交納二升的粟、麥、稻等糧食，“貯之州縣”“以為義倉”“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為種子，則至秋而償”，建立起由州縣官府具體負責的義倉制度，儲備糧食以賑濟賑貸。這一制度還規定，沒有田地耕種的工商業者人戶，“以其戶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為差”，足見其制度設計的完備。唐朝義倉制度一開始就明確規定由州縣官府具體負責，也顯然繼承了隋文帝開皇十六年（569）以后的具體管理體制，這都反映出唐朝義倉制度設計與安排更為正式。

唐太宗至高宗、武后時期，“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豐則斂藏，儉則散給”“人賴其資”，發揮了良好的賑濟職能和成效。但自中宗之后，國家財政拮據，義倉儲糧常被挪作其它財政支出，賑濟職能受到削弱，財政職能得到加強。玄宗天寶八年（749），國家各類倉廩共有儲糧9600余萬石，其中義倉儲糧6300萬余石，占了總數的65%以上，顯示出其重要的財政地位。有唐一代，義倉制度多有變革和調整，不過維持了整體上的連續性，安史之亂后的憲宗和文宗時期還得到了一定程度地加強，所發揮的賑濟職能還是足可稱道的。

隋朝和唐朝也繼承了常平倉制度，并且唐朝常平倉的管理體制也發生了變革

隋文帝開皇三年（583），在陜州和京師長安城就設置了常平倉，但其運營情況，史籍缺乏記載。唐朝常平倉的設置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過程。據史籍記載，貞觀十三年（639）歲末，唐太宗詔令在洛、相、幽、徐、齊、并、秦、蒲等八個州設置了常平倉。這八個州均為當時重要的產糧區，主要實行糴糧入藏的職能。永徽六年（655），因京師長安城糧價暴漲，高宗下令在京城的東市和西市設置常平倉，糶出倉糧以平抑糧價。開元二年（714），玄宗敕令除南方潮濕之地不宜儲糧者外，在全國其它各州普遍設立常平倉。開元七年（719），玄宗又令在關內、隴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荊、揚、襄、夔等州“并置常平倉”，而且給予“上州三千貫，中州二千貫，下州一千貫”的銅錢，以作為各州常平倉的運作資本。開元十二年（724），宇文融搜括客戶，得到幾百萬貫的客戶錢。開元十三年（725）二月，玄宗下詔以客戶錢，“所在并建常平倉，益儲九谷”，大大增加了各州常平倉的儲糧。天寶八年（749），全國各州常平倉儲糧達到460萬石以上，成為唐朝繁盛時期的最高數額。常平倉也經常發揮糴入糶出的職能，如開元二年（714）九月，玄宗“令諸州加時價三兩錢糴”，即令諸州常平倉以高于當地市場糧價每斗兩、三錢的價格來糴入糧食，以提升和穩定當地糧價。如天寶三年，玄宗令各州常平倉“每斗減時價十文，糶與當處百姓”，即下令以低于當地市場糧價每斗十文的價格出售糧食，來平抑糧食價格，減輕百姓負擔。

唐高祖時，在朝廷設置常平監或常平署“以均天下之貨”，也負責糧食的“出納糶糴”，但當時并未設置常平倉。到玄宗時期，隨著常平倉的普遍設置，管理權下放到諸道和道之下的各個州，諸道按察使或采訪使負責所轄諸州常平倉的檢校和監察，各州刺史的屬官司倉參軍事具體負責常平倉，形成道、州兩級共同負責的管理體制。州之下的縣級官府，則由縣令親自負責。安史之亂后，倉糧被更多地用于國家財政支出，常平倉糴入糶出的糧價調控職能日益受到削弱。

（作者為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山東大學考古與歷史學科高峰計劃團隊項目“周秦漢唐時期財經制度構建與中國傳統經濟形態的探索及成型”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張弓：《唐朝倉廩制度初探》，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②劉玉峰：《中國歷代經濟政策得失》，濟南：泰山出版社，2009年。

責編/潘麗莉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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