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草案首次對國家監護制度作出了具體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能履行監護責任、嚴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或者未成年人沒有其他合法監護人的，由國家承擔監護職責。”草案采用了臨時監護、長期監護的制度設計，在“政府保護”“司法保護”章節，對國家臨時監護、國家長期監護分別作出具體規定。（10月22日《新京報》）。
過去，不管未成年人受到家庭成員怎樣的侵害，其生存條件如何惡劣，要想撤銷法定監護人的監護資格，無法可依。鑒于此，2015年1月1日起實施的《關于依法處理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有性侵、出賣、暴力傷害未成年人等7類嚴重傷害行為的監護人，將被人民法院判決撤銷其監護人資格。如此語境下，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草案首次對國家監護制度作出具體規定，如“未成年人沒有其他合法監護人的，由國家承擔監護職責”等，顯然讓一些困境兒童的權益得到保障。
在我國，未成年人的監護與親權是合為一體的，監護是親權的自然延伸。不可否認，家庭應該是未成年人的避風港，是孩子們安頓身心的地方。然而，近年來監護人嚴重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的事件頻頻發生，折射出我國在未成年人保護、特別是監護監督等方面的缺失。事實表明，父母法律責任越小，孩子生存風險越大。對于嚴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父母，撤銷其監護人資格，實現監護權轉移，合理安置受害人，是必不可少的環節。
我們需要確立“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重塑未成年人民事審判程序，專設未成年人審判組織，將熱心青少年權益保護、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發育特點、有責任心、善于做思想教育工作的優秀審判人員，充實到審判組織，專門審理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的民事、刑事等各類案件。
強化國家監護責任，彰顯兒童利益最大化。當家庭監護這個功能失靈的時候，未成年人監護干預制度應挺身而出，建立起社區、行政、司法等多位一體的監護體系，彰顯政府對未成年人的保護責任。同時，應通過行政與司法銜接，建立起對困境兒童的安置、監護、教育等長效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