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初到欽州工作不久，看到一份材料中涉及欽州籍的兩位民族英雄的表述是“劉永福、馮子材……”普遍認為，在欽州，“劉馮”的叫法已是約定俗成，起因基本歸結到田漢的一句詩“論人應不失劉馮”上。
田漢那句詩，其實是拜謁馮子材墓而寫，主角是馮子材，重點理應在“馮”上，而非刻意制造的排序。
并稱的歷史人物，必須具有可比性，其時代、地域、職業、成就等方面有相同或相近之處。一般來說主要遵從以下標準：一是按生年（年代）排序，如“春秋五霸”“李杜”等，這種比較普遍。二是按地位排序，如“元（稹）白（居易）”等。三是按影響排序，如“初唐四杰”等。
按照上述標準，將馮、劉兩人作一個對照。
首先，生年。馮子材生于1818年，劉永福生于1837年，馮年長劉19歲。
其次，地位。雖然地位不簡單等同于官職，但官職是一個重要的衡量指標。馮子材為實缺提督（從一品武職），加太子少保（正二品）、兵部尚書（從一品）銜，此二加銜屬文官系列。劉永福為實缺總兵（正二品武職），記名提督（等候補缺），無文官加銜。清職官制度沿襲既往，也是文武分途，文官為正途，職位相當之武官即使品級高于文官，也不如文官位崇。因此，馮子材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加銜的地位更為尊崇。
馮子材自1862年授廣西提督，1865年赴任，歷任廣西、云南、貴州等三省提督，至1903年病逝于“會辦廣西軍務兼顧廣東欽廉邊防”任上，長期封疆一方，以從一品顯赫凡四十年余。僅年資一條，縱觀整個清廷，漢官可與比肩者寥寥無幾。劉永福于1885年自越南內附，歷任南澳、碣石鎮總兵、幫辦臺灣軍務等，前后十余年，僅是守備一隅。相比之下，馮子材較劉永福，朝野上下，不僅樹大根深，更是聲名卓著。
1870年，馮子材出關進入越南“剿匪”，劉永福予以配合，馮子材曾以提督身份賞劉永福藍翎四品功牌和木質關防。鎮南關戰役中，馮、劉也形成了事實上的指揮與被指揮關系。
因此，馮子材無論是職務、官位、聲名，還是實際地位，都遠在劉永福之上。
其三，影響。馮子材、劉永福均是中國近代史上抵御外侮的杰出代表，均為著名的民族英雄。馮子材的主要功績是中法戰爭中指揮取得鎮南關-諒山大捷；督辦廣東欽廉防務期間，挫敗法國侵略圖謀，確保欽州方向未失寸土。劉永福的主要功績是中法戰爭中在越南北圻牽制、抗擊法軍，有力策應了鎮南關主戰場；在清政府甲午戰敗被迫割讓臺灣后，領導臺灣軍民進行艱苦卓絕的保衛戰。
馮子材指揮的鎮南關戰役，是中國近代與外敵五場戰爭中惟一的全勝之役，將法國的侵略步伐阻斷于鎮南關外，徹底粉碎了侵略者殖民兩廣的圖謀，具有改寫歷史進程的戰略意義。劉永福取得的勝利，多是戰術性的，保臺一役，雖然予日寇以重大殺傷，但最終還是沒能改變臺灣淪陷的結局。因此，無論是對歷史的貢獻，還是對后世的影響，馮子材依然勝劉永福一籌。
欽州是馮子材、劉永福的故鄉，同一時期如此杰出的兩個代表性人物均出自同一個地區，這在歷史上并不多見，這是欽州的驕傲，更是欽州的名片，值得重視與弘揚光大。
王震的《學習歷史發揚愛國主義精神》提到：“對歷史人物要分析，不要簡單化，不要有片面性。比如……在近代也出現過林則徐、馮子材、鄧世昌這樣一些民族英雄。”對歷史人物，要看主流、看大節，脫離時代背景和當時環境去評價、要求歷史人物，猶如削足適履。應該說，這些年來，對馮子材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歷史功績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但仍遠遠不夠。
2018年，中國郵政發行一套《近代民族英雄》的五枚紀念郵票，按順序分別是關天培、林則徐、馮子材、劉永福、鄧世昌，這一排序具有一定權威性。
研究馮子材、劉永福，是欽州義不容辭的責任，要有大視野、大胸襟，要多方借鑒、與時俱進，不可墨守成規。雙雄并峙，在具體排序上，更要講究名正言順，能經得起歷史的考驗。
（作者系中國人民解放軍廣西欽州軍分區司令員 龍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