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回望過去，眺望未來。2019年中國經濟穩定運行，實現了“六穩”，宏觀經濟指標均符合預期政策目標。2020年中國經濟長期向好趨勢依然，短期增長面臨的下行壓力增大。在國際國內經濟環境復雜變化背景下，供給端和需求端均有有利因素與不利因素，比較而言，供求兩端“雙收縮”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自然增長速度可能進一步下降，需要實施更加明確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我們要堅持貫徹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充分發揮積極的財政政策功能，強化其結構性效應，提質增效，有效提高穩健的貨幣政策靈活適度水平，保障穩增長所要求的流動性，確保經濟實現量的合理增長和質的穩步提升。
保持持續健康增長
當前，我國發展進入新階段，面臨新的歷史性挑戰和機遇。一方面，長期向好的趨勢沒有變；另一方面，也面臨一系列新的困難。2019年，面對國內外風險挑戰明顯上升的復雜局面，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們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轉變宏觀調控方式，完善宏觀經濟政策，推進“六穩”工作，實現經濟平穩運行和健康增長；同時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進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有效促進發展方式轉變，提升高質量發展水平。總體而言，中國經濟依然交出了一份優秀答卷。
就宏觀經濟增長主要指標看，我們預計，全年GDP增速處于預期區間，有望達到6.2%左右，增速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位居前列；2019年中國GDP總量有望接近100萬億元，占2019年全球GDP比重16%以上；人均GDP水平將超過1萬美元，達到或接近全球平均水平；CPI漲幅全年平均預計在3%左右，雖然受到豬肉價格上漲沖擊，但總體保持在預期政策目標水平上；調查失業率預計5.2%左右，實現了預期政策目標5.5%以下的要求。2019年前三季度，我國貿易正增長，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3%左右，其中出口同比增長5.2%，進口負增長0.1%，貿易順差擴大，相比同期全球貿易增速的大幅回落，中國穩外貿成效顯著；外商直接投資保持正增長，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同比增長6.5%，盡管一些低端產業從中國搬遷到東南亞等地，但外資對中國的高新技術和服務業投資規模擴大；在外貿、外資增長平穩的基礎上，人民幣匯率總體穩定，外匯儲備開始回升；城鄉居民收入穩定增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8.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1%，與GDP增長基本同步；經濟結構轉變取得明顯進展，高技術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利潤同比增長6.3%和4.6%，高于工業總體盈利水平；“三大攻堅戰”取得關鍵性進展，特別是重點領域金融風險有效防范和化解，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
總之，2019年中國經濟在國內下行壓力增大、世界經濟低迷的背景下，仍然保持了持續健康增長勢頭，主要宏觀經濟指標達到了預期值，“六穩”的要求全面落實，在全球經濟增速預計下降的情況下，經濟增速仍保持領先優勢，為全面實現“十三五”規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下行壓力不減
盡管2019年宏觀經濟指標均在政策目標區域之內，但動態地看，經濟下行壓力不斷上升，2019年按季度看，增速是持續下降的。總體上全年同比增長預計為6.2%，雖然與全球相比增速領先，但與上年同期相比，有所回落，表明總體上中國經濟仍處在下行周期。從我國經濟增長近幾年變化周期特點看，自2009年第一季度名義GDP增速反彈達到高點后持續回落，到2015年第三季度達到底部，2015年底觸底反彈至2017年第一季度達到頂點，爾后又開始持續回落。按這種3至4年下行周期測算，我們認為，2018年至2019年是經濟下行的加速期，2020年至2021年則可能是本輪周期的觸底反彈期。
從需求端來看，一是市場化去庫存和政策性去庫存疊加帶來了明顯的緊縮效應；二是房地產市場處于下行周期態勢明顯；三是民間投資收益預期下滑、增速放緩；四是國有企業去杠桿、中小金融機構風險持續暴露等導致經濟主體償債能力仍未明顯扭轉，金融周期底部運行特點明顯；五是居民消費增速持續下滑，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019年前三季度實際同比增長僅為6.4%，有所回落；六是在逆全球化和國際沖突作用下，全球經濟不確定性提升，國際貿易增速回落，世界經濟低迷程度加劇，增速下降，中美貿易摩擦如何解決也成為影響中國經濟的重要因素。
從供給端來看，一是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基數紅利逐漸降低。低經濟基數下顯示的階段性高速增長，伴隨基數的擴張會逐漸減弱。特別是人均GDP水平突破一定水平之后，經濟增長速度會進入持續下降期，如日本上世紀70年代后、韓國上世紀90年代后，人均GDP突破1.1萬國際元后都出現了速度的放緩。目前，我國經濟增長進入“換擋期”，“三期疊加”影響持續深化。二是工業化紅利持續遞減。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比重進一步下滑與第三產業快速提升，表明傳統工業化加速的結構增長效應已基本終結，工業制造業企業利潤緊縮，企業內生動力不足，中國制造業PMI值呈現波動下滑的趨勢，表明工業生產活動擴張的內生動能整體較弱；由于受創新力提升遲緩及不確定性限制，新動能轉換相對不快，升級性的結構調整步伐放緩，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增速、高新制造業增加值增速、戰略性服務業增加值增速均出現下滑；并且由于各類對新動能產業支持政策的到期，政策紅利減弱，一些成長中的新產業和企業面臨嚴峻挑戰，加之中美貿易摩擦產生的傳導效應逐漸顯現，對高技術產業新動能轉換產生實質性的沖擊。因此，經濟結構調整會進一步加大對經濟的影響。三是中美貿易摩擦對全球經濟造成不利影響，使中國經濟增長傳統動能之一的全球化紅利加速下滑。四是人口老齡化的加快，流動性人口的負增長和儲蓄率的持續下滑，表明作為經濟增長傳統動能之一的人口紅利已進入加速遞減期，中國人口峰值事實上已經或即將出現，2018年新生兒減少200萬，老年人口則大幅增長。五是要素成本紅利開始全面減少，尤其是土地、能源、環境等資源約束更為嚴格，依靠要素投入量擴大拉動經濟高速增長既無可能更無競爭優勢。
判斷自然走勢
總體上看，我國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有黨的堅強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有改革開放以來積累的雄厚物質技術基礎，有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有龐大的人力資本和人才資源，因此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但同時面臨國內“三期疊加”，發展方式轉變與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矛盾交錯，全球經濟處于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全球化受阻，不確定性加劇。因此從2020年經濟增長看，中國經濟無論是從需求端還是從供給端都面臨明顯的下行壓力，2020年供給和需求的自然走勢呈現“雙緊縮”態勢。需要根據影響供給和需求的不利和有利因素的比較，制定相應的宏觀經濟政策，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就總供給而言，擴張性因素主要集中在這幾方面：一是發展性因素的改善，包括技術進步、外資投資增加、能源成本可能下降等。二是制度性紅利的反彈會對沖部分潛在經濟增長率下滑的作用，包括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速回升；持續幾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成效，企業庫存周期觸底反彈，企業市場活力上升，產業結構呈現良性變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推出的2217個改革方案，僅2019年便出臺285個改革方案，完成46個重點改革任務，基本完成61個改革任務，基本經濟制度的優勢更加凸顯；市場營商環境明顯改善，創新指數大幅提高。三是應對外部沖擊特別是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產業結構調整，在關鍵技術、科技研發、重要設備等方面的戰略政策啟動會帶來新的結構性拉動效應，戰略性新興產業如計算機、機械設備、生物產業、新材料產業等領域已見成效，凈利潤同比增速均保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但總體上看，如前所述總供給方面的不利因素更顯著，總供給呈現收縮狀態。
就總需求而言，積極因素主要集中在這幾方面：一是部分領域投資需求的增加，包括基礎設施投資持續改善，國有企業投資上升，民營企業投資預期改善。國有企業在經歷了去庫存、去杠桿周期后，在本輪逆周期調節中開始“后發”，投資能力回升，同時對民營企業具有帶動作用。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發展紅利將進一步顯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即將實現，意味著中國將進入減少相對貧困人口階段，伴隨經濟增長的同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漸深化，內需市場擴張的基礎進一步充實，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中產階層消費潛力將不斷提升，2019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預計將突破40萬億元大關，其基礎便在于發展帶來的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上升。三是全球經濟政策同步寬松將給2020年帶來全球政策紅利。為促進全球經濟復蘇，全球主要經濟體開啟了新一輪降息周期，與2019年年初相比，全球各國央行大都下調了政策性利率水平，全球經濟惡化狀況有望得以緩解。但是綜合前述總需求方面的不利因素，2020年總需求大概率收縮。
綜合研判有利和不利因素，在總供給、總需求“雙收縮”的條件下，2020年，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會進一步加大，自然走勢（不包含政策作用）下GDP增速可能低于6%，相應的CPI的自然走勢較2019年也會有所下降，可能降至2%以下。
堅持穩中求進
基于上述判斷，2020年宏觀經濟政策的總基調需要繼續堅持貫徹穩中求進。
“穩”首先是穩增長，防止經濟增長出現大起大落。根據經濟增長的客觀性階段性規律和自然走勢，一要有利于高質量發展，防止出現高通脹。泡沫式增長必然嚴重犧牲經濟發展質量，高質量發展必須嚴格防止“經濟過熱”。二要在經濟增長上保障就業目標的實現，防止經濟衰退。三要與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要求相銜接，保證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對經濟增長的要求。因此2020年穩增長，GDP增速應在5.5%至6%之間為宜。通過政策調控使實際增長速度略高于自然走勢。
這就要求宏觀經濟政策必須力促穩增長。在需求管理上，筆者認為，總體上應采取擴張性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方向必須繼續堅持，同時強調提質增效，突出財政政策的結構性效應。此外，還要加大加快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必須繼續落實好減稅降費政策，提高企業先進生產設備減稅抵扣和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力度，調動企業擴大生產性投資和研發投資的積極性，進一步降低企業稅負，完善結構性減稅，重點扶持小微企業、民營企業發展；進一步深化個人所得稅改革，財政支出項目重點進一步向民生項目傾斜。
穩健的貨幣政策應靈活適度。在財政政策強調結構性效應的條件下，貨幣政策的逆周期調節應更加注重總量效應，不宜過度偏向結構性操作。就總量貨幣供應而言，M2不宜設定過低，應為預防通縮風險和各類金融指標內生性收縮預留政策調節空間。同時繼續通過降準、定向降準、MLF等工具實施精準“滴灌”，尤其是向制造業企業、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傾斜，切實降低其融資成本，提高其盈利能力和貸款意愿。
“進”則主要體現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繼續深化。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聚焦提高生產者競爭力。與需求管理不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直接影響消費者，而是影響生產者，包括企業（微觀）、產業（中觀）、國民經濟體系（宏觀）。因此，要降低企業生產經營成本，加快完善要素市場，深化產業組織變革，深化產業結構升級。總之，在鞏固前一時期“三去一降一補”成效的同時，增強企業活力，提升產業鏈水平，暢通國民經濟循環。
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堅持制度創新，重要的是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通過深化市場化、法治化改革，改善營商環境和消費環境。從營商環境看，一是切實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尤其在價格方面要進一步放開，鼓勵公平競爭。二是保持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涉及的是生產者效率，只有長期穩定的政策才能真正見效。三是強化法治之力，減少人為干預，以穩定市場預期。從消費環境看，一是要健全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以穩定消費者信心；二是要完善消費基礎設施；三是完善消費相關的法律法規，保護消費者權益，規范市場秩序。
貫徹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除在需求和供給兩端采取相應政策和改革舉措外，還必須高度關注可能發生的主要風險點，尤其要關注房地產市場風險、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國際金融風險等。
總之，在貫徹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過程中，必須堅持做到“四個必須”，即必須科學穩健把握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必須從系統論出發優化經濟治理方式，必須善于通過改革破除發展面臨的體制機制障礙，必須強化風險意識，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也就是說，在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上，在需求管理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在總量調控與結構調控上，在短期增長與長期發展上等各方面必須協調統一，進而達到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促改革、防風險的目的。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