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人類社會突發災難于不顧，忙于打政治牌為西方一些政客所慣用——

19世紀50年代，霍亂疫情在歐洲肆虐，馬克思本人親身經歷，并用文字進行了描述。這些文字有的發表在當時美國的《紐約每日論壇報》上，有的出現在寫給恩格斯以及其他人的書信中。在1853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馬克思描述當時英國的社會時寫道，“社會上的注意力目前基本上還是集中在貼現率、糧價、罷工和商業前景不妙等問題上，而更使人關心的是霍亂”。

在馬克思看來，霍亂“真是人類的災難和罪惡互相影響的驚人的可怕的事例”

馬克思提到霍亂在歐洲多個國家的多個城市蔓延，“巴黎是一片陰沉氣氛。而且霍亂異常猖獗”，“在倫敦發現了肯定是亞洲霍亂的病例”，“霍亂已蔓延到柏林”，“霍亂病在哥本哈根鬧得很厲害，已有4000人傳染上了”，“在新堡已經開始流行”，“索荷區是霍亂的主要流行區”，等等。在1854年給恩格斯的信中，馬克思還提及，當時霍亂流行病已經大大減弱，但在其所住的倫敦索荷區還猖獗的原因，是因為“敷設下水道時穿過了一些埋有1668年（好像是）鼠疫死者的坑穴”。

在馬克思的筆下，也能看到當時社會混亂、動亂的局面，有人“被真的或假的霍亂病嚇倒，已經搬到離巴黎有幾小時路程的村莊上去了”，“至少有15000人要求發給離開丹麥首都的護照”。當然也少不了對當時人們悲慘生活狀況的描述，“身無分文的狀況——且不談家里的消費一刻也沒有停止——就更令人難忍了；人一批批地死（例如，寬街平均每戶死三個人），對付這種討厭事情，最好的是‘食品’”。

霍亂是從印度傳到歐洲的，但在馬克思看來，英國在印度推行殖民統治，實行的土地制度，加上鹽稅，同印度的氣候結合到一起，“為霍亂這種毀滅性的災難的流行造成了適宜的環境”。霍亂甚至可以說是“印度向西方世界的報復”，“這種災難正在由印度向西方世界猛撲。這真是人類的災難和罪惡互相影響的驚人的可怕的事例”。

馬克思還記下了當時英國針對霍亂采取的行動，“在倫敦保健委員會出的解釋性指示的幫助下對付霍亂”，“女王和樞密院已發布命令，指示今后6個月在全國范圍內執行防疫法的各項規定；倫敦和其他大城市正急忙準備采取適當的措施來對付即將來臨的災難”。這些描述很真實，很有畫面感，對我們了解當時歐洲的霍亂疫情有一定幫助。

馬克思嘲諷所謂“霍亂是被沙皇派到英國來執行一項消滅最后一點所謂盎格魯撒克遜精神的‘秘密使命’的”

更值得我們關注、也很容易使我們感興趣的一個點是，馬克思在寫完英國防控霍亂的措施后，有點開玩笑地冒出了一句話，“如果我同意烏爾卡爾特先生的看法的話，我就要說，霍亂是被沙皇派到英國來執行一項消滅最后一點所謂盎格魯撒克遜精神的‘秘密使命’的”。

俄國沙皇肯定不可能制造霍亂，也不可能想到派霍亂來消滅英國的盎格魯撒克遜精神。這無疑是馬克思使用的諷刺手法，是馬克思對烏爾卡爾特先生的諷刺。烏爾卡爾特是誰？為什么按照他的看法，霍亂就會被認定是俄國沙皇派到英國來的呢？

馬克思還真專門寫過一篇對烏爾卡爾特的評論，說“在他的生活中只有一個目的，即他以狂人所具有的敏銳眼光和豐富知識進行反俄斗爭”。這是一個極其狂熱的仇俄分子和親土耳其分子，他在英國不止一次鼓吹召開反俄大會。這樣一個人是不會放過任何機會來抹黑對手的，為了污名化對手，他是可以不顧霍亂源頭的真相的，也是不會理會霍亂傳播的路徑的，可能也是不會關心霍亂災難對人們帶來的傷害的。霍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借這個機會潑污水給俄國，達到反俄的政治目的。馬克思因此有理由相信烏爾卡爾特會在霍亂疫情中這樣看、這樣干。

不要讓政治偏見遮蔽對病毒疫情的客觀認知，不要置人類社會突發的災難于不顧而忙碌于打政治牌

馬克思的這個玩笑、這個諷刺，對我們思考政治與瘟疫的關系有一定的警醒作用，那就是不要讓政治偏見遮蔽對病毒疫情的客觀認知，不要置人類社會突發的災難于不顧而忙碌于打政治牌。這種行為無疑是可笑的，也是應該被譴責的。但這種可笑的、應該被譴責的行為并沒有消失，在新冠病毒疫情暴發的這一段時間，我們會發現這種行為還是時不時地上演。

在部分西方媒體那里，看到的恰恰是政治大于病毒，意識形態大于病毒。個別政府高官和議員借疫情發表種種政治言論，抹黑攻擊中國，將中國的防疫工作污名化，甚至搞種族主義歧視，把新型冠狀病毒偏要說成是“中國病毒”，當然也有病毒陰謀論者造謠說新冠病毒來自武漢病毒研究所，還有說是因在武漢擴建5G移動通信技術后引起的。就差沒有說出，新型冠狀病毒是中國派到西方執行徹底摧毀資本主義秘密使命的了。

如今新冠肺炎已經被世界衛生組織宣布為全球大流行，中國控制疫情取得階段性勝利，歐美國家進入防控關鍵時期、困難時期，我們還是可以讀出來個別人近乎偏執的立場：即使借助中國力量、與中國合作可以更好更快解決病毒問題，也不愿走出這一步；即使走出這一步，也不愿承認中國在這方面的能力，更不能承認中國制度的優勢。說句比較狠的話，對他們來說，病毒事小，中國事大，承認中國制度、承認中國的社會主義，比新冠病毒本身還要可怕。

病毒源頭的問題是科學的問題。在未經科學證實之前，一直在源頭問題上打轉，實際上還是在打政治牌，是要讓自己國家打的政治牌看起來更具有正當性。實際上，無論源頭在哪一個國家，都不能讓自己站在道義高點上污蔑對方，更不能因此敵視這個國家的民眾。病毒面前，不分國籍，人人都是受害者。人類社會歷史上發生如此多的瘟疫，也沒有國家站出來向其他國家表示道歉，更沒看到最后靠道歉來解決問題的。

病毒無國界，也不分政治，但它直接關系到每一個國家國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甚至最終關系到人類作為一個物種的延續發展。偏要圍繞病毒問題進行政治劃界，在病毒肆虐時還不忘甩鍋、給別國一刀，受傷害的不可能只是對手，也必然包括自己。在病毒面前，我們需要的是命運共同體意識，是同心協力互幫互助戰勝病毒，是讓更少人被傳染而忍受痛苦甚至犧牲生命。我們希望看到的“病毒時期的政治”，不是拿病毒說事、主觀抹黑對方的政治，而是放棄偏見、通力合作戰勝病毒的政治。

（作者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