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出現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諸多不適應并有試圖擺脫該秩序束縛的傾向——

美國崛起的過程也是國際秩序構建的過程，它在崛起中始終扮演了霸權控制者與秩序構建者的雙重身份，二戰后逐步建立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與美國的世界霸權構成了相互作用的系統。當前，特朗普時期的美國出現諸多不適應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要求并試圖擺脫該秩序束縛的傾向。

當今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美國主體困境

主體矛盾：權力斗爭轉向收縮平衡。隨著美國國際競爭實力的增強，加之美國采取的戰略決策，冷戰后“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得以在世界范圍內擴張。國際權力結構在新世紀尤其是歷經世界金融危機后呈現出復雜化的特點，美國的霸權地位也受到影響。首先，從競爭態勢來看，在其他國家缺乏實質競爭力的情況下，美國不再積極從事國際公共產品供給活動，而面對自由秩序的維護成本，其更期望與其他國家或合作方共同承擔。其次，冷戰結束后的十年里，國際政治權力失衡，新的制衡格局尚未形成，新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滋生，這些都使美國選擇向外擴張的戰略決策。但從資源規模方面來看，美國并未實現實質意義上的增長，行動與責任范圍則急劇擴張，于是出現了嚴重的權力透支問題。在戰略選擇上，美國舉棋不定，致使在外部看來缺乏統一且固定的旗號，這就給政治混亂帶來更多不利因素。受經濟危機的影響，美國霸權的經濟支撐嚴重受挫，“華盛頓模式”逐漸失去吸引力。

奧巴馬時期，美國針對平衡“全球領導”與“國內事務”采取了相應措施，但成效卻不盡如人意。面對一些民眾的質疑與不安情緒，特朗普以“本土主義”思想贏得競選勝利，上臺后的特朗普積極采取“國內事務先于全球領導”的戰略決策，將本國利益擺在首位，全球領導的功能則位居其后。

在自由國際秩序適度開放化的背景下，世界范圍內的資本、經驗和技術加快了轉移擴散的進程，各國發展步調不統一，這引發了權勢格局的巨大變革。在美國逐漸降低其干預意愿和控制能力的同時，區域范圍內的新興大國以及中等強國大大提升了經濟實力，國防力量與國際擴張能力顯著增強。國際格局的巨大變革使得美國的戰略行動面臨極大限制和約束，收縮霸權走向新孤立主義成為美國未來主要的戰略選擇。

利益驅動：美國不再是國際秩序內的最大獲益者。二戰結束后，美國以新自由主義構建藍圖打造的國際經濟秩序，讓跨國資本在全球占據了主導地位，民主與市場成為全球資本的俘虜。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快速流通進一步鞏固了跨國企業與富裕階層的經濟權力，市場“專政”行為愈加頻繁，資本主義全球化使得極少數跨國企業與最富裕階層成為全球權力行使主體，這些跨國企業開始排斥對抗所有限制約束其行動、流通自由與資本回報的全球治理模式或監管機制，并且不斷地干涉影響世界各國的法律、政策甚至國際規則。該秩序下產生兩種結果：

其一，新自由主義指導下嚴重不公的全球化模式不可持續，這種全球化模式破壞了社會中下階層力量的穩定性，民粹主義和右翼極端反全球化力量便借此登上國際舞臺。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許多發達國家甚至部分發展中國家政府的權力都受到削弱，對于跨國資本在國際范圍內的壟斷行為，政府無心更無力管制，使得全球化帶來的紅利嚴重分配不均，損害了很多國家的社會利益，更削弱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得以穩固的社會基礎。這也削弱了以美國為首的秩序主導國的國家實力與國家信用。

其二，世界經濟的中心正在由西方國家向新興國家群體轉移。新興國家全面崛起的進程發端于20世紀70年代，并開始逐漸代替西方國家成為引領國際秩序發展的重要推進力量。此前，世界已在中高速增長的軌道上運行了多年。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對世界經濟增長和國際秩序構建的貢獻很明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扮演了經濟火車頭的角色，但是美國在秩序內的功能性角色逐漸淡化，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變化愈加明顯，以中國和印度為主的新興市場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大。

綜上，西方世界固然獲得了重要的具有深遠意義的制度性利益，但西方地位已然在下降。新興國家在原有國際秩序范圍內充分揚長避短，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很快興起，并推進世界格局演進與發展。所以，美國在當今國際秩序中雖然可以獲得制度性收益，但是長期來看，這種國際秩序賦予了新興國家同樣的機會。新興國家群體在秩序內依靠廣闊市場與廉價勞動力爭取到一定的發展空間，在全球化趨勢下逐漸轉變競爭方向，并且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秩序下的國際分工，也成為秩序內的主要貢獻者與獲益者。

認知轉變：新孤立主義對全球主義的抵抗。在美國看來，美國承擔了過多的國際責任，在做出太多犧牲后美國不再服從于建制派的約束。以美國利益為先導的理念是特朗普政府最真實的想法，由此也將導致美國在世界的領導力與影響力有所下降。在特朗普政府看來，提升本國實力需要做出犧牲，也需要面對以上結果。因此，特朗普政府的戰略決策以新孤立主義為主。首先，形成以本國利益為先導的政治策略，將傳統的實用主義摒棄，不再強調國際領導力與影響力的提升，本國價值觀的宣傳也相應減少。其次，提升經濟實力，不再參與對本國不利的多邊協議，憑借自身優勢與相關國家一對一談判，進而逐一擊破，構建起本國利益優先的戰略關系。當然，美國從部分多邊協議中退出的真正意圖并不是要實現孤立，而是在退出對本國不利的協議之后，再以有助于本國利益的方式實現全球化發展。最后，形成以降低成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發展策略。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甚至違背承諾，損害聲譽；為了實現自身利益目標甚至不擇手段使對手實力遭受損害，這是特朗普政府的典型特征。

即使將“美國利益”擺在第一位，特朗普政府似乎也仍然愿意維持其所謂的“自由而開放的國際秩序”。這就需要打破勢力范圍，保護開放的全球公共空間并維護穩定的格局。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已經縮小了國際秩序這一概念范疇。美國已將“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的“自由”概念拋諸腦后。美國不會保護、甚至并不期待永久維護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特朗普政府將其視為美國國家利益的障礙，正在大肆破壞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自由本質。

當今國際秩序發展的主要維護者與推動者

從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準備階段至全面發展階段，美國軟實力相較于各個階段的主要競爭者皆處于劣勢，也從未完全具備構建國際秩序的軟實力，而冷戰結束后自由主義秩序得以全面構建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競爭對手蘇聯的全面毀滅所帶來的優勢，并非美國自身軟實力的絕對提升；另一方面美國以硬實力強行推廣軟實力，強權政治與軍事行動往往先行于軟實力的推廣。所以美國的軟實力地位遠不及硬實力的霸主地位穩固。在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基本構建完成后，自由主義的思想內核決定了該秩序形成后便不再由秩序構建者操控，制度設計下的國際機構在接受構建者讓渡權力的同時，也相對弱化了該國的影響力，并獨立于構建者之外。而秩序內的新興國家與政府組織利用全球化所帶來的發展空間迅速崛起，縮小了美國硬實力發揮的空間，弱化了美國硬實力的外部支撐。軟實力也由于自身固有缺陷，經濟上貧富差距極化，政治上政黨斗爭形式化，導致民粹主義盛行，內部支撐軟實力的美國自信出現滑坡，失去了內外兩個維度的有效支撐，美國幻想的軟實力神話開始全面崩盤。軟實力的神話是否存在猶未可知，但可以確定的是軟實力神話未在美國出現。

在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全面發展階段，由于美國對軟實力的錯誤定位以及削弱軟實力的諸多行為產生的消極影響，使軟實力盡顯疲態而陷入困境，此時崛起的新興國家對改革現有秩序的需求加大，加之極端主義與恐怖主義對局部秩序的破壞，阻礙了美國軟實力的恢復。面對如此局面，未來美國破壞國際秩序的速度會繼續加快，其軟實力不足以維持美國在秩序內的主導地位，特朗普政府種種的“退群”行為，并非其執政個性所致。由于歷史上美國對自身軟實力的定位錯誤造成了嚴重后果，所以自特朗普上臺后，出于保存僅剩下硬實力優勢的考慮，只能一味地將美國利益擺在第一順位。但這僅意味著美國主導國際秩序的意愿下降，不能說明美國不再行使霸權。所以美國不會放棄提供公共產品，依然會解決問題，但在失去秩序的掩飾與助力后，美國今后的國際行為會愈加強硬，更趨向單邊主義，制造矛盾的頻率則會相對增加。國際社會需要迅速適應不一樣的美國。

在美國看來，依照權力轉移理論，中國在世界上影響力的擴大，會打破美國所構建的原有權力結構，并且這個過程不可逆轉。由影響力向權力的內涵轉向，造成了美國對中國原有戰略定位由“不太滿意的合作伙伴”轉向“競爭對手”。但是中國尋求在秩序內擴大影響力，更側重于軟實力層面，意圖讓全世界能聽到并聽清中國聲音，這與美國以硬實力為手段強迫他國“聽話”的方式截然不同，有絕對的軍事、經濟以及資源優勢可以穩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權力結構，但是軟實力是主導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演進與發展的主要因素。所以，中國在當今國際秩序內擁有更強的適應性，成為當今國際秩序發展的主要維護者與推動者。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