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家統計局全國農村貧困監測調查，按現行國家農村貧困標準測算，2019年末，全國農村貧困人口551萬人，比上年末減少1109萬人，下降66.8%；貧困發生率0.6%，比上年下降1.1個百分點。目前，全國還有52個貧困縣未摘帽、2707個貧困村未出列、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未全部脫貧。雖然同過去相比總量不大，但都是貧中之貧、困中之困，是最難啃的硬骨頭。因此，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高度關注脫貧問題，提出“脫貧攻堅最后堡壘必須攻克，全面小康‘三農’領域突出短板必須補上。” 3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京出席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充分肯定了我國脫貧攻堅取得的決定性成就，強調脫貧攻堅工作艱苦卓絕，收官之年又遭遇疫情影響，各項工作任務更重、要求更高。并發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總動員令：“我們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堅定信心、頑強奮斗，奪取脫貧攻堅戰全面勝利，堅決完成這項對中華民族、對人類都具有重大意義的偉業！”
打贏脫貧攻堅戰要做好兩個方面的工作
自2004年至今，中央每年發布以“三農”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實施了一系列兼顧農民增收和主要農產品供給的政策。根據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精神，當年實施了種糧農民直接補貼、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政策，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實施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綜合補貼。上述“四大補貼”自2016年開始改革補貼方向，但補貼的力度并沒有變化。2004年，國家實施了稻谷的最低收購價格制度；2006年，國家實施了小麥的最低收購價格制度；2009年起，實施了玉米、大豆、油菜籽、棉花、食糖、生豬等重要農產品的臨時收儲價格制度。臨儲價格自2014年起分別進行了改革，但兩大主糧的最低收購價格一直在執行。根據中央一號文件精神，自2005年起啟動了測土配方施肥補貼項目；對農村中的技術能手進行補貼，使其發揮示范帶動作用；設立了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建設補助專項資金，對于農戶自行建設的小型農田水利設施予以補助。正是包括上述政策在內的一系列惠農政策的實施，造就了農業發展的“黃金十年”，糧食生產的十六連豐和農民收入的持續增長（見表1）
從表1可以發現，農民收入從此前的多年低迷上升到2004年6.8%的較高速增長，此后一直維持在6.2%以上的增長速度。實際上，自2010年以來，農民人均收入增長速度一直高于城鎮居民，從而引致城鄉居民收入之比持續下降，自2004年的3.08:1下降到2019年的2.64:1。這也是收入倍增目標的題中應要之一。此外，從表1也可以看出，農民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在2011年達到11.4%，隨后呈逐年下降態勢，如果以圖形顯示，則呈倒U形分布。這就意味著2011年以后農民收入增長的難度實際上在不斷加大，越來越需要政策支撐，為農民收入的持續增長尋找新的路徑。
農民收入是一系列指標的綜合。表1所示的是平均數值，掩蓋了不同產業、不同人群、不同地區的差異。在經濟學研究中，基尼系數是用來反映收入不平等狀況的重要指標，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貧富差距的臨界點，即如果S大于0.4，則表示收入不平等，可能引發社會動蕩。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應采取干預政策以減輕不平等程度。2016年，筆者所在的課題組曾使用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的數據，計算出2004—2012年的基尼系數，結果顯示，農民收入分配在這一時期的不平等程度很高，9個年份中有6個年份S大于0.4。在對數據進行處理時，如果去掉上下5%的兩極數值，則所有年份的恩格爾系數都在0.3和0.4之間。這個結果說明，處于最高端5%和最低端5%的農民收入造成了全國農民收入整體差距過大，這也反映出在建成全面小康社會過程中實施扶貧戰略的重要意義。
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和中央一號文件精神，在打贏脫貧攻堅戰方面，應做好以下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是抓住重點，即深度貧困地區和特殊貧困群體。前者指“三區三州”和未摘帽縣、村，這類地區資源環境條件差，社會經濟不發達，既是脫貧攻堅的重點，也是鞏固脫貧成果防止返貧、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對此，要找準影響脫貧的關鍵問題，找準薄弱環節，下大力氣予以解決，有關部門要掛牌督戰，堅決啃下最后的“硬骨頭”。后者指如老年人、殘疾人、因病致貧人群等，在剩余的551萬貧困人口中，相當比例屬于這類人群，按照一號文件精神，主要落實落細現有的農村低保、養老保險、特困人員救助供養等政策，用社會保險兜底實現脫貧；要加大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對這類人群的兜底力度，確保他們不因病返貧，實現農村社會保障政策和脫貧政策的有效銜接，以社會保障政策托底實現全面脫貧。二是戰疫、脫貧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沒有疫情或者疫情較輕的地區，要集中精力抓脫貧、抓產業發展、抓春耕生產。有疫情的地區在防疫的前提下確保有扶貧任務的企業盡快恢復生產，讓貧困地區農村勞動力盡可能就地就業或外出打工，盡可能減輕他們因疫情而造成的收入損失。三是實現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銜接，對已脫貧的縣、村保持政策不變、責任不變、機制不變，推動脫貧攻堅戰略和工作機制的平穩轉型。
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實現全面小康的關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種不平衡不充分在農業農村領域表現得最為突出，主要體現在農村基礎設施不足、公共服務落后。21世紀以來，中央在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總要求是“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治、管理民主”。此后，多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作出部署。自2003年起，中央政府開始實施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此后政府補助金額不斷增加。2016年1月，國務院發布《關于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意見》，整合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兩項制度。2009年起，國家開始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簡稱“新農保”）；2014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意見》，提出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把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進行合并。從2007年起，國家開始實施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凡是符合國家標準的農村人口都可以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支持，此后保障標準不斷提升。由此可見，在惠農政策的支持下，農村公共服務水平總體上呈快速上升趨勢，同時也應看到，城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之間的差距依然很大，這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突出短板。為此，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從“加大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力度”“提高農村供水保障水平”“扎實搞好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高農村教育質量”“加強農村基層醫療衛生服務”“加強農村社會保障”“改善鄉村公共文化服務”“治理農村生態環境突出問題”八個方面，對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補上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短板。
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時，抓緊抓實抓細“三農”工作
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發布時正值新冠肺炎肆虐，這對農業生產和農民增收不可避免地產生較大沖擊。主要表現在：一是民宿、休閑農業、農業旅游觀光產業通常在春節前后需求旺盛，由于疫情防控人們普遍在家而客流大減，這既影響了農民收入，也會對投資者信心和資金鏈造成壓力。二是畜牧業自去年非洲豬瘟還未恢復過來又遇上了肺炎疫情，雙重打擊下，畜牧業短期內難以恢復到正常水平。三是疫情對春耕和春季田間管理有一定影響，主要體現在化肥、農藥供應，目前一些地區的價格偏高。在農業社會化服務產業發育水平高的地方，農業生產受到的影響會小一些；反之則大一些。疫情考驗著一個地區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是否健全。四是農民工的就業收入會受到影響，由于工資性收入在農民人均收入中所占地比例很大，受肺炎疫情影響，住宿餐飲、制衣制鞋等行業由于客流減少，將會影響今年農民收入的穩定提高。
因此，執行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的各項舉措時，需盡可能減少或避免疫情造成的影響和損失。第一，要不失時機抓好春季農業生產，做到防疫、生產兩不誤，確保糧食和其他主要農產品的供給。供銷社系統要在改革中發揮為農服務主力軍作用，確保農業生產資料供給不斷檔、價格不提高。第二，充分調動那些不能及時外出打工的勞動力發展富民鄉村產業，加快發展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完善新型經營主體與小農戶的利益聯結機制，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以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為依托，打造地方知名農產品品牌，增加優質綠色農產品供給，提升農民生產經營效益。疫情過后，要盡快根據各地資源優勢打造農業全產業鏈條，進一步推進三產融合發展。第三，穩定農民工就業。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推動農民工實現穩定就業。加強對農民工的技能培訓，推動農民工就業水平的提高。第四，加快生豬產業的恢復。要落實“菜籃子”市長負責制，做好生豬穩產保供，糾正隨意擴大限養禁養區和搞“無豬市”“無豬縣”問題。產業發展最關鍵的是形成產業鏈利益關系，要以“龍頭企業+合作社+農戶”為主要形式，推動生豬養豬標準化和規模化，包括規模化養殖和服務規模化。第五，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在改革中發展集體經濟，使農民得到更多實惠。在試點基礎上深化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確保一部分在城鎮有固定住所的農民在宅基地流轉中獲得實實在在的收益。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二級教授，中國合作社研究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