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南京農業大學曲福田教授為首席專家的土地經濟與政策研究課題組長期以來從事土地制度研究。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與荷蘭瓦赫寧根大學、荷蘭皇家社會科學研究院等國際機構在自然資源制度研究領域的合作，形成了長期穩定的合作隊伍。由團隊成員馬賢磊、石曉平、Nico Heerink、曲福田等著的《農村土地產權制度與農業績效——基于三維產權安全內涵》在農業績效的微觀土地制度基礎方面做了非常有價值的探索。

提高農地產權安全的重要途徑

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農地產權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將土地使用權賦予農民，逐步實現農地資源的共享產權向個人化產權轉變。然而農地產權制度改革究竟多大程度上提高了農民的產權安全水平？作者從多層級產權治理體系、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互動、農戶自身行為等方面考察了農地產權安全性的形成機制。該研究發現，實際維度和感知維度的產權安全水平的自身形成機制是非常復雜的，除了受到正式產權制度改革影響外，還受到村莊治理規則（自治規則、產權情景）、非正式制度（信任機制）、農戶自身特征（產權經歷、長期投資行為）等因素影響。因此，國家正式法律法規與鄉村治理規則、非正式制度間的高效融合才是提高農地產權安全的重要途徑。

農地產權配置影響農地利用和農業生產行為

對此，作者回答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安全的土地產權提高了農戶土地質量改善型投資嗎？作者在充分考慮農地產權安全的內生性基礎上，檢驗了農戶感知的產權安全對農戶私人決策型與自主治理型土地投資的影響，發現農戶感知的產權安全水平顯著影響農戶自主治理型投資，但并不影響農戶私人決策型投資。相反，私人決策型投資有助于提高農戶感知的產權安全水平。此外，作者也比較承包地和荒地產權制度差異對林果套種的影響，發現承包地上的產權越安全，越有利于激發套種行為，但是荒地上的套種更傾向于加強產權安全性。

第二個問題是安全的土地產權促進了農戶關鍵生產資源的市場化配置嗎？作者從土地流轉市場和城鄉勞動力流動市場兩個方面討論了這個問題。首先，作者發現感知產權安全僅對具有高水平實際產權安全的農戶的土地流轉決策和流轉契約選擇產生顯著影響。該研究考慮了實際產權安全的調節效應，有助于厘清實際產權安全和感知產權安全如何共同影響土地流轉。此外，普遍的觀點認為農民出于對土地產權安全的擔憂被束縛在農村，阻礙農業生產轉型和非農就業效率。“三權分置制度”和新修訂的農村土地承包法都在穩定土地承包關系，激勵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然而作者發現，提高土地產權安全性能否如期達到這個目標仍然取決于土地市場的發育程度，表現為在土地租賃市場發育不健全的村莊，農戶農地產權安全感知對農戶遷移決策具有顯著影響，但在農村土地租賃市場發育較好的村莊這一影響并不顯著。

凸顯了農地制度治理體系的重要性

作者識別了土地投資效應、土地投入效應、土地市場效應、勞動力遷移效應四種效應，構建了描述農地產權安全與農業增長間關系的概念模型。發現了一個有意思但也令人驚訝的結論，即提高農戶對土地證書保護農民土地權利的重要性感知不利于提高農業生產的技術效率。作者將其歸因為土地租賃市場發育不健全。雖然這個結論仍然需要更多的經驗數據去檢驗，但是作者指明了農地產權制度改革對技術效率的影響取決于區域要素市場發育水平的結論具有新意。

總體來看，作者的研究從農地產權制度轉向產權治理體系，凸顯了農地制度治理體系的重要性，同時也將農地產權安全形成機制的研究引向制度經濟學和社會心理學交叉的范疇，對后續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研究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參考。另外，在檢驗農地產權安全與農地利用行為、農業績效時，團隊研究充分考慮了農地產權的內生性、投資的組織模式、農地產權性質以及土地市場與勞動力市場間的聯立性。這些微觀的差異可能是未來農地產權制度績效檢驗中必須重點關注的內容，它們解釋了為什么不同區域農村土地制度表現出績效上的差異。不過，這里也要指出兩個作者并未詳細討論的問題：一是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農村基層治理能力逐漸提高，村莊治理能力提升后對農地產權治理有何影響？隨著傳統“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轉變，農村基層治理結構勢必發生顯著變化，這又將如何影響農地產權的基層治理？二是作者研究主要集中于家庭經營型的兼業和專業農戶，隨著“三權分置”制度的實施，諸如合作社、農業企業等新型組織模式逐步成長，農地產權制度如何影響新型組織模式的績效？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首都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