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對中國和世界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在新冠疫情下來認識中國國情，可能會更加深刻。
新冠疫情正好處于春節期間，大量農民工返鄉過春節。為了防控疫情，全國各地推遲了返崗上班時間。春節后，隨著疫情防控取得決定性勝利，除湖北以外的省市自治區復工復產，尤其是沿海出口企業更是在訂單壓力下強烈要求農民工返崗。有趣的是，農民工對復工返崗卻并不積極，原因當然是復工返崗仍然有被病毒感染的風險和交通通行的不便，更重要的則是農民工在農村生活無憂，他們并不急著進城掙錢。遲返崗幾個月，收入當然少了，卻也不用支付昂貴的城市生活成本。在農村生活，住自己房子，還有耕地，生活消費支出較少。剛開始復工返崗時，全國復工率始終不高，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農民工不愿意冒險復工。他們不肯冒險，是因為在家鄉生活無憂。
進入三月下旬，農民工開始返崗又遇上歐美國家按下經濟社會運行暫停鍵，取消訂單，中國出口導向企業沒有訂單無法全員滿負荷開工生產，進城農民工難以找到合適工作崗位。其中一部分外出務工農民工再次返鄉，還有部分未外出農民工繼續滯留農村。
農民工滯留農村，沒有務工收入，農戶家庭收入就受到影響。不過，農民工滯留家鄉，有農業收入，且在家鄉住在自己房子里，生活成本很低，他們收入減少了，消費也大幅度降低，他們又沒有必須要還的債務。
換句話說，農民工失去在城市工作機會，雖然并不是愉快的事情，卻也不是那么過不去的事情。一個月兩個月，半年一年，甚至一年兩年三年，日子就是艱苦一點，也可以過得去。
正是農民工失去得起工作機會，使得中國具備強大的應對新冠疫情的能力：無論是新冠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還是新冠疫情對全世界的影響。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農村再次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
2001年我提出“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的觀點，認為應當重視農村建設。我一直反對激進城市化方案，認為應當一方面消除所有限制農民進城的體制機制障礙，一方面要限制資本下鄉。中國應當在很長一個時期采取“保護型城鄉二元結構”，既允許農民進城，同時保護農民返鄉權。
我還認為，鄉村建設乃至鄉村振興的核心并不是要將農村建設得比城市更好，而是建設一個不差的農村，為缺少進城機會的農民提供基本生產生活秩序。農村是農民的基本保障和最后退路，基本保障是不應當市場化及不能夠效率優先的。
2008年發生金融危機，當年有2100萬以上農民工失去就業崗位，媒體上一片悲觀氛圍，擔心2100萬農民工失業會對社會秩序造成沖擊。西方媒體更是想當然認為，一個農民工失業，就有一個農民工家庭挨餓，上億人挨餓還可能維持得住社會秩序？但實際上，幾乎所有農民工在家鄉有房有地。失去城市工作，他們回到家鄉生活，不過是家里“吃飯時多擺一雙筷子”的事。
金融危機造成中國2100萬農民工失業，不過是讓農民工將返鄉平均年齡由之前50歲提前到49歲或48歲。農村有家、有土地、有退路、有基本保障，失去城市就業機會就不是一個事。所以，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并未出現因為農民工返鄉造成的社會混亂。
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農村成為了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農村再次成為了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
中國現代化之路從來不會太平，經濟周期不可避免，只要有農村這個穩定器，中國就有退路，有回旋余地，有辦法。無論這個世界上有多么巨大的風浪，中國總可以借助農村這個穩定器率先平息風波，克服困難，在每一次危機之后獲得更好更快的發展。對于中國來說，危乃是機也。
保留進城農民的退路，警惕激進的城市化。農民有了退路，中國現代化就總會有辦法。這是中國現代化之所以順利的基本經驗，也是中國戰無不勝的法寶。
（作者為武漢大學社會學院院長、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