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四篇》，喻中著，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
朱子的《四書章句集注》是關于《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研究，它既是“朱注四書”的成果，也是“四書注朱”的結晶。晚年的朱子反復研究這四篇文獻，反復修訂自己的“章句集注”，緣于他對這四篇文獻重要性的確信，同時也緣于他對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所承載的儒家道統的確信。同樣，本書也是關于四篇文獻的研究，這四篇文獻分別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共產黨宣言》《黨章總綱》《憲法序言》。對于當代中國的文明秩序來說，這四篇著作也很重要。我把關于這四篇文獻的研究鑄成一書，并題名為《法理四篇》，以之闡釋當代中國的文明秩序原理，同時也以之作為向朱子及其《四書章句集注》禮敬之書。
為什么要刻意選出這四篇文獻并予以專門的研究
有讀者可能會提出質疑，且不說朱子之后，就是近代以來，以各種方式生成的漢語文獻數不勝數，何止千萬，為什么要刻意選出這四篇文獻并予以專門的研究？把這四篇文獻凝聚起來的精魂到底是什么？顯然，這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
在當下的中國，有一個基本的共識是：在以國家的名義公開發表的各種文獻中，憲法具有最高的權威，不僅因為憲法是全國人民通過法定程序正式確認的文獻，而且，即使是在全國人民通過法定程序正式確認的眾多文獻中，憲法依然享有權威性最高的地位。單就憲法文本來看，它的正文部分是憲法條款，是需要遵循的憲法規范；它的序言部分既有規范性，同時也是一篇嚴格的思想理論文獻。因此，在以國家的名義正式發表的各種思想理論文獻中，《憲法序言》可以說是權威性最高的思想理論文獻。
與憲法并立的文獻是黨章。黨章在黨內的地位，就相當于憲法在國內的地位。黨章的結構就像憲法的結構：總綱部分在前，條款部分在后。根據同樣的邏輯，黨章的總綱相當于憲法的序言。與《憲法序言》一樣，《黨章總綱》也是一篇嚴格的思想理論文獻。《黨章總綱》是中國共產黨人嚴肅而莊重的自我表達，是中國憲法第一條規定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之理論依據與思想基礎。歷史地看，《黨章總綱》就相當于當代中國的《共產黨宣言》。在以黨的名義正式發表的所有文獻中，《黨章總綱》同樣是權威性最高的思想理論文獻。
把《黨章總綱》理解為當代中國的《共產黨宣言》，是對《黨章總綱》的歷史定位。反過來說，1848年誕生的《共產黨宣言》，未嘗不可以理解為《黨章總綱》之濫觴。《共產黨宣言》的性質與功能，就相當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早期各國無產階級政黨共同的黨章之總綱。因此，從當代中國的《黨章總綱》上溯至《共產黨宣言》，就是一個順理成章的方向。而且，當代中國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在馬克思主義的文獻體系中，《共產黨宣言》提出了直接而明確的綱領，按照《共產黨宣言》的自我定位，這是一篇由“共產黨人向全世界公開說明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圖”的正式文獻，直至今日，依然在為一切真正的共產黨人提供思想指南。
至于《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則需要多說幾句。從表面上看，它遠離現實，是一部比較純粹的人類學學術著作。其實不然。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體系中，《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乃是一部意深旨遠的奠基之作。
置身于20世紀正式建立的現代國家，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國家的由來？這確實是一個基礎性的問題。《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回答了這個問題，同時也論述了相關問題，并由此建構了一個基礎性的解釋框架。這是一個無遠弗屆的解釋框架，它解釋了人類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它描述了人類的起點與終點。從邏輯上說，1848年誕生的《共產黨宣言》，當代中國形成的《黨章總綱》與《憲法序言》，都可以在這個框架中找到它的位置——它們都是在這個框架中應運而生、應時而起、應勢而成的。
這四篇經典文獻之間的邏輯關系
這四篇經典文獻之間的邏輯關系是：首先，《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創世記”，代表了源頭、開端、起點，馬克思主義的敘事框架、解釋系統由此而確定。其次，按照《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搭建起來的框架與系統，無產階級政黨的誕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此之前的“舊社會”里，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在此之后的“新社會”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不言而喻，《共產黨宣言》就是培育這個新社會的思想母體，同時也是牽動人類社會走向“這樣一個聯合體”的思想引擎。再次，如果說《共產黨宣言》是世界無產階級政黨初生之際的共同宣言，那么，它在當代中國的創造性轉化形式，就是《黨章總綱》，這就是說，《黨章總綱》是《共產黨宣言》在當代中國的延伸，是《共產黨宣言》徹底中國化、時代化的產物，是歷代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最后，把《黨章總綱》蘊含的核心思想轉化成為最高的國家意志，通過全國人民共同意志的方式表現出來，通過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以憲法的方式、在憲法的層面上表達成為一篇思想理論文獻，就是《憲法序言》。由此可見，這四篇經典文獻在邏輯上是一個整體，貫穿這四篇經典文獻的一根線索，就是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
在四篇經典文獻中，1884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與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出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是19世紀中后期形成的馬克思主義文獻。現行的《黨章總綱》與《憲法序言》則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在20世紀、21世紀逐漸演進、漸次生長而成的文獻。換言之，這四篇經典文獻的生成雖然橫跨了三個世紀，卻都屬于一脈相承的馬克思主義文獻，不妨稱之為馬克思主義“四書”。
（作者：喻中，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