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想變成現實，實現了建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偉大創舉。長期以來，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俄國何以走上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一直是備受關注的重大理論問題。事實上，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寧運用唯物辯證法對此問題進行過多次論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針對考茨基、普列漢諾夫、蘇漢諾夫等人所謂十月革命“搞早了”“搞糟了”的攻訐，列寧深刻指出：“他們都自稱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卻迂腐到無以復加的程度。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他們一點也不理解。”值此紀念列寧誕辰150周年之際，檢視上述問題，重溫列寧的有關著述并從中獲取革命辯證法的寶貴思想滋養，是向這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致敬的最好方式。

必然性與選擇性的辯證統一：十月革命不是人為制造出來的，但其發生離不開人民的革命激情和主動選擇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不僅加速了第二國際內部的分裂，而且也使各國無產階級面臨怎么辦的時代之問。在與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進行理論斗爭的過程中，列寧著意加強唯物辯證法研究，并用以指導俄國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特殊的國際國內形勢將俄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這一問題提到列寧等人面前，并引起激烈的爭論。列寧不僅以其對革命辯證法的偉大創見贏得了這場爭論，而且以其領導的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獲得了有力的實踐支撐。

社會主義革命根源于社會基本矛盾的激化，是在一定前提條件下發生的。考茨基等人依據自己對馬克思主義革命原理的理解，責難十月革命搞早了。其中，考茨基攻訐說，俄國并不具備生產力大規模發展、無產者構成居民多數等革命條件；布爾什維克在這樣的條件下發動的革命，結果就像孕婦為了縮短懷孕期而“瘋狂萬分地猛跳”生下來的“早產兒”。對于這種看似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的責難，列寧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只會無謂地背誦記得爛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動現實的特點。”列寧通過全面分析俄國革命形勢，批駁了所謂俄國還沒有成熟到實行社會主義的程度等說法。一方面，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客觀條件已經基本具備。恩格斯指出：“革命不能故意地、隨心所欲地制造。”列寧也明確指出：“如果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尚未成熟，任何起義也創造不出社會主義來。”俄國資本主義一定程度的發展，為十月革命提供了一定的經濟條件。特殊的環境為十月革命造就了階級條件。十月革命前俄國的無產階級只占人口的少數，但是，它具有分布集中、革命要求強烈、同農民有著特殊的聯系等突出特點。而持續三年的帝國主義戰爭，為十月革命造就了有利的國際環境。“戰爭異乎尋常地加快了事態的發展，令人難以置信地加深了資本主義的危機，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主觀條件也已具備。布爾什維克為革命作了充分的理論準備，人民大眾提出了結束戰爭及其造成的災難的強烈愿望，社會進步人士有挽救和保護民主革命成果的迫切要求。布爾什維克正是充分利用特殊的革命形勢，積極回應廣大人民群眾爭取“和平、土地、面包”的革命要求，成功發動了十月革命。

社會發展史與自然發展史一樣，都遵循客觀規律的必然性。但社會發展史畢竟不同于自然發展史，它還要體現人民的選擇性。正如恩格斯指出：“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考茨基等“博學的”先生們似乎并未意識到這一點，喋喋不休地重復強調俄國“還沒有實行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前提”。列寧回應說：“可是他們誰也沒有想到問一問自己：面對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所造成的那種革命形勢的人民，在毫無出路的處境逼迫下，難道他們就不能奮起斗爭，以求至少獲得某種機會去為自己爭得進一步發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尋常的條件嗎？”十月革命絕不是人為制造出來的革命，絕不是布爾什維克為縮短社會主義的“懷孕期”而“瘋狂猛跳”的結果。在俄國處于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時，布爾什維克斷然采取措施發動十月革命，充分激發了人民群眾的革命熱情，充分體現了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能動性。這也生動表明，歷史的發展是必然性與選擇性、客觀規律性與自覺能動性的有機統一。

一般性與個別性的辯證統一：世界歷史不是“蘇茲達利城的拙劣繪畫”，一般規律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的特殊性

在早年創立唯物史觀的過程中，為了將唯心主義從歷史領域驅逐出去，馬克思強調了社會形態演進的普遍性、統一性。后來，他也多次論述了社會形態演進的特殊性、多樣性。他在《資本論》中指出，原始積累所造成的資本形成史，“在不同的國家帶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順序、在不同的歷史時代通過不同的階段”。列寧在探索俄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高度重視馬克思的這一思想。1894年，他在批判米海洛夫斯基的主觀社會學時就指出：“從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什么地方論證過：俄國‘應當有’資本主義，‘因為’西歐已經有了資本主義……只有主觀哲學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才會這樣不了解馬克思，竟然認為馬克思準有某種一般哲學的理論；因此他從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個十分明確的解答：他是找錯人了。”1915年，列寧站在辯證法的高度論述了個別與一般的關系，強調“一般只能在個別中存在，只能通過個別而存在”。次年，他將這一哲學思考具體運用于對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分析，指出：“一切民族都將走向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卻不會完全一樣。”如果忽視不同民族的不同特點，而以“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名義而一律用淺灰色描繪這方面的未來，那只會導致理論上的貧乏和實踐上的可笑。列寧形象地諷刺說：“這不過是蘇茲達利城的拙劣繪畫而已。”

難能可貴的是，列寧不僅以此分析俄國革命，而且還用以放眼東方——“在東方那些人口無比眾多、社會情況無比復雜的國家里，今后的革命無疑會比俄國革命帶有更多的特殊性”。這一科學的革命預見，在后來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得到生動證明。“要善于針對各階級和各政黨相互關系的特點，針對共產主義客觀發展的特點來運用共產主義普遍的和基本的原則；要看到這種特點每個國家各不相同，應該善于弄清、找到和揣摩出這種特點。”列寧告誡各國共產黨正確對待俄國經驗的這段論述，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促進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健康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前進性與曲折性的辯證統一：“歷史活動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但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終將取得勝利

唯物辯證法強調，事物發展在形式上體現出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的特點，在過程上體現為前進性與曲折性的辯證統一。在俄國社會主義道路選擇問題上，列寧對其中的難與易作了深入的辯證分析，表達了“開始容易完成難”“奪權容易建設難”的深刻見解。他說：“與各先進國家相比，俄國人開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是比較容易的，但是把它繼續到獲得最終勝利，即完全組織起社會主義社會，就比較困難了。”

一方面，列寧始終堅信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終將取得最終勝利。1908年，在俄國第一次民主革命失敗以后的反動時期，在“現在俄國誰都不會再想照馬克思的學說進行革命了”的論調大行其道的情況下，列寧一再表明自己對“整個馬克思主義及其堅持無產階級的革命使命的堅定信念”。1918年，他在馬克思恩格斯紀念碑揭幕典禮上滿懷豪情地說，我們處在一個幸福的時代，處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偉大預見開始實現的時代，“我們大家都看到，在許多國家里已經顯露出國際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曙光”。

另一方面，列寧對社會主義革命在發展過程中的曲折具有清醒的認識。在他看來，“歷史的發展是迂回曲折的”，革命者必須對此抱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十月革命勝利后不久，他引用俄國革命家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名言說：“歷史活動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并且強調，“誰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必須一帆風順”“革命的道路必須寬闊、暢通、筆直”“誰就不是革命者”。在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失利的情況下，列寧在坦率地承認錯誤的同時明確指出，這是前進中的曲折，“我們尤其不容許有絲毫灰心失望，也沒有理由灰心失望”。他帶領布爾什維克積極調整，最終找到間接過渡這條適合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

社會主義制度是一種全新的社會制度，它又建立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國家，這就決定了它在前進的過程中必然要面對各種困難、經歷許多曲折。普列漢諾夫曾經預測過俄國社會主義之路將遇到的困難，結果他被這些困難所嚇倒。相比而言，列寧的偉大之處就在于他對解決困難的不懈探索、對戰勝困難的堅定信念。列寧早就告誡人們：“設想世界歷史會一帆風順、按部就班地向前發展，不會有時出現大幅度的躍退，那是不辯證的，不科學的，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蘇東劇變之后，鄧小平同志曾指出：“從一定意義上說，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收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近30年過去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在曲折中頑強前進的趨勢，特別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蓬勃發展的生機，充分證明了前述論斷的正確性。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毛澤東同志也常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這是一切正義事業發展的歷史邏輯。我們的事業之所以偉大，就在于經歷世所罕見的艱難而不斷取得成功。”

（作者：孫來斌，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