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規劃編制·專家建言】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加快向創新型國家邁進，總體創新能力特別是集成創新能力顯著提高，一些新技術、新業態的發展位居世界前列。“十四五”時期是我國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促進動力轉換的攻關期，必須加快核心關鍵技術攻關，以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挑戰。

看清短板 直面新發展階段科技領域新挑戰

中美經貿摩擦引發的科技封鎖對我國科技創新能力提升產生較大影響。當前，我國正在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邁進，美國視我國為戰略競爭對手，對我國的技術封鎖不僅體現在高筑關稅壁壘、限制赴美投資、對華出口管制上，還包括限制美國企業通過知識產權許可向我國轉讓技術。這將影響正常的技術轉移活動，不利于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增加了我國陷入全球價值鏈“低端鎖定”的風險。同時，美國開始限制我國留學生學習的專業選擇，以國家安全為名限制中美之間敏感學科的科技交流和人員往來，加強了對重點技術人員出入境的簽證管理，個別大學甚至停止了和中國大學的合作關系。這些都將增加我國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的難度，未來通過政府主導方式大規模引進國際人才面臨困難。

基礎研究不足嚴重影響關鍵技術和核心技術突破。當前，我國在科技政策層面對面向國家重大需求的應用基礎研究重視程度仍有待提升。一方面，我國基礎研究總體上仍游離于產業創新的實際需求，隨著國家科技投入的大幅增加，科學家對科學前沿問題的研究興趣會增強，而對聯系實際的應用基礎研究的積極性并不會必然增加，在經費比較充足的情況下，還往往會有所減弱。另一方面，一大批過去長期從事應用基礎研究與技術開發的應用類科研院所轉為企業后，越來越傾向于以短期盈利為中心，在應用基礎研究和產業應用之間應該起到的橋梁紐帶作用趨于弱化。此外，很多企業應用研究能力薄弱，難以吸收大學和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并有效轉化，在利用外部知識實現核心技術突破方面意識不強、動力不足、能力不夠。

科技成果轉化通道不順暢嚴重影響創新效能。總體來看，作為科技成果的主要提供方，我國高校、科研院所具有轉化價值的科技成果不多、比例不高，成果轉化率整體偏低；作為技術需求方，我國各類企業科技成果轉化能力普遍較弱。近年來，高校、科研院所和企業紛紛聯合共建新型研發機構、協同創新中心、產業技術研究院、聯合實驗室和聯合技術中心等多種形式的協同創新平臺，但由于體制機制改革不到位，運行效果不夠理想。高校與企業之間雖然簽訂了各種協議，建立了合作關系，但科技成果與產業應用脫節的問題尚未得到有效解決，新型科技成果轉化平臺的數量和質量均需提升。

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創新動力尚未被完全激發。當前我國國有企業科技創新成果多而不強，從科技創新的質量水平看，這些成果多屬于技術擴散型的應用創新，對于進入門檻高、投入需求大、研發周期長、市場風險較高的基礎研究、核心技術等科技創新鏈條關鍵環節，國有企業的貢獻度不高，發展潛力尚未充分發揮。這是我國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的現實短板，也是未來發展潛力所在。

知識產權管理和保護水平嚴重影響創新生態。我國市場主體運用知識產權的能力和水平總體不高，沉睡專利、短命專利屢見不鮮，遇到知識產權糾紛時的保護和應對能力以及抵御知識產權濫用的能力也嚴重不足。對新技術、新模式的知識產權保護普遍滯后于其成長需要。網絡侵權和制售假冒偽劣產品行為屢禁不絕，一些電商平臺售假和侵權行為在國際上產生不良影響。

瞄準痛點 以精準決策科學施策護航科技創新

加強頂層設計，做到精準支持。

綜合分析，找準關鍵。加強對國家需求的戰略掃描，突出交叉性和綜合性，對創新鏈條進行系統分析。根據科技規劃的不同定位，形成國家需求的應用基礎研究主要框架，并根據影響產業安全的程度反映到相應的科技規劃中，形成研究指南，引導科研人員有針對性地開展應用基礎研究。

統籌協調，重點支持。促進科技界與產業部門深度協同，做好創新鏈條各個環節間的對話與對接。從國家層面加強頂層設計，建設相對穩定的應用基礎研究團隊，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一是政府支持和市場機制相結合，選擇對產業帶動性大、輻射效應強的應用基礎研究領域予以長期支持。二是完善相關體制機制，充分挖掘和擴大原有行業性科研院所的產業系統集成和核心共同技術的獨特作用。三是發揮產業部門紐帶作用，面向全產業和全社會進行應用基礎研究成果的轉移和擴散。

增加創新供給，全面提高原始創新能力。

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力度和強度。進一步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引導和帶動社會力量對基礎性研究提高投入。比如，引導和鼓勵有實力的企業開展基礎研究或投資基礎研究，強化應用基礎研究投入保障力度。在增加總投入的同時，應進一步完善制度機制，推動地方政府和中央企業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力度和平臺建設力度。

增加人才供給。加大國家財政和地方財政對科技人才的政策支持，重點加大基礎研究相關學科建設，優化基礎研究人才的成長環境和培養機制。營造更加寬松的創新環境，鼓勵試錯，寬容失敗；發揮市場力量匯集科技領軍人才和領先創新團隊，吸引更多國際頂尖人才來華工作；給予創新團隊更多自主權，打造專業化的工程研發隊伍。完善工程技術人才培養體系，培養工程技術領軍人才，滿足創新型國家建設對高層次應用型工程技術創新人才的需求。積極推進新工科建設，構建面向科學精神和創新能力培養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培養實踐能力強的學生。

完善體制機制，提高整體創新效能。

打破體制障礙，優化協同機制。一是要打破高校、科研院所和企業之間的體制機制障礙，支持企業牽頭實施重大科技項目。整合各類科技資源，加強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戰略科技創新基地建設，發揮骨干企業和轉制院所作用，促進技術成果工程化、產業化。二是進一步集聚全球創新資源。比如，對外研發投資的外匯資金使用監管應區別于一般貿易投資資金，推動我國本土企業在全球布局研發資源。三是建立科學家和產業界交互協同機制。支持一些需求導向的重大科技計劃或針對國家重大需求建立的綜合交叉型科技中心。在戰略規劃和項目指南制定過程中，引導科學家將產業真實需求轉化和凝練為基礎研究的科學問題，推動從事應用基礎研究的科學家更好瞄準產業需求，提供研究支撐。

發展科技服務，強化政策落地。培育、支持和引導科技中介服務機構向服務專業化、功能社會化、組織網絡化、運行規范化方向發展，壯大專業研發設計服務企業，培育知識產權服務市場，完善技術交易市場體系，充分發揮科技社團在推動全社會創新活動中的作用。針對有些政策落實難的問題，國家層面應認真梳理、歸并管理，增強政策之間的協同效應，釋放政策紅利。

提升創新需求，保障創新收益。

完善國產核心關鍵技術的產業化應用機制。制定政府采購中首購和訂購的實施細則，在招投標、合同和價格方面給予首臺首套設備政策優惠。針對高技術含量的首臺首套產品，在符合世貿組織《補貼與反補貼協議》前提下，允許實行后補償式研發采購政策，即根據首臺首套設備研發成本，補貼其一定比例的研發經費。研發成果商業化前的政府約定采購有助于形成穩定的市場預期，對保障創新收益、加快核心關鍵技術市場化和產業化意義重大。政府預先向市場發布技術規格、產品性能和采購規模等，在企業提交的創新解決方案基礎上，政企雙方簽訂創新采購合同。當創新產品性能在合同約定框架內能滿足采購需求時，政府部門須按照約定的規模和價格完成采購。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與運用。完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提高創新者知識產權意識；積極促進知識產權與金融有機結合。進一步擴大知識產權質押和保險規模，探索知識產權證券交易等資本化新模式。通過提高立法標準和執法水平，加大對知識產權侵權違法與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懲治力度，提高違法成本。

（作者：陳宇學，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