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推進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探索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新路子”，需要從四個方面著力：以提升城市生命體的生命力為基點，把握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新定位”；以樹立“全周期管理”意識為核心，把握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新理念”；以促進全主體協力共治為關鍵，把握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新格局”；以推動全資源要素利用為重點，把握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新方式”。
關鍵詞:超大城市 城市治理 全生命周期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城市發展波瀾壯闊，城區常住人口超過1000萬的超大城市越來越多。2020年3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時指出：“城市是生命體、有機體，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樹立‘全周期管理’意識，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新路子。”10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再次指出：“要樹立全周期管理意識，加快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努力走出一條符合超大型城市特點和規律的治理新路子。”
推進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探索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新路子”，必須把握以下四個方面著力點。
以提升城市生命體的生命力為基點，把握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新定位”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城市是生命體、有機體，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這實質上強調了，現代城市并不是簡單的人類聚居場所，而是像生命體一樣具有新陳代謝、自適應、應激性、生長發育、遺傳變異等特性和規律的復雜有機體。城市的山川、道路、樓宇、設施如同其骨骼、血液、經絡、細胞，一起維系著城市生命體的運轉。正因如此，我們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尊重城市的生長特性和發展規律，尊重城市的價值和作用，善待城市的每一個組成細胞，讓城市更系統、健康、有序，更有溫度、更具智慧、更適合人類居住和發展。特別是在具有悠久農耕文明、城市化起步相對較晚卻又發展迅猛的中國，尤其需要敬畏和善待城市生命體、提升城市生命力、促進城市健康發展。超大城市因其人口更集聚、體系更龐大、各種問題和矛盾更復雜、突發事件應對更具挑戰性等情勢，亟需以提升城市生命體的生命力為基點，把握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的“新定位”。
其一，應當把握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的價值定位。提升城市生命力首先要明確其“生命的高度”。2015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指出：“城市是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活動的中心，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超大城市則處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心之中心，國家治理重心之重心。在很大程度上，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日益加快、人口越來越多地向城市聚集，以及傳統農村問題越來越多地向城鎮轉移，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日益集中承載著破解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癥結、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需要使命。
其二，應當把握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的功能定位。提升城市生命力也要重視其“生命的厚度”。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城市發展帶動了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城市建設成為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引擎”，“要深刻認識城市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民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相較于普通城市，超大城市發揮的作用更深更廣。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應當通過推動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發揮其在引領和驅動經濟社會發展、改善民生、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三，應當把握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的路向定位。提升城市生命力還要重視其“生命的效度”。應基于有機體的立場，從強化政治清明度、經濟發達度、文化繁榮度、社會成熟度、生態和諧度全面發力，從深化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的融合度系統著手，提升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水平。
以樹立“全周期管理”意識為核心，把握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新理念”
2020年3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時首次提出要“樹立‘全周期管理’意識，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新路子”；5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參加湖北代表團審議時再次強調，“把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貫穿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全過程各環節”。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全周期管理”意識在城市治理、特別是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中的運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管理意識現代化對我國城市現代化治理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受歷史與現實因素的影響，我國城市現代化治理一直采取的是政府推動型路徑，因而政府及其工作人員是否具有現代化管理意識和理念，直接影響著我國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走向和進程。“全周期管理”意識是一種基于系統論立場，強調對管理對象進行全過程、全方位、全要素整合，以實現管理科學化、高效化的意識和觀念，是管理意識現代化的重要成果。當前我國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應牢固樹立“全周期管理”意識，并以其為核心，深入把握和貫徹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新理念”。
其一，樹立“全周期管理”意識首先要求在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過程中必須把握和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人口規模的龐大性是超大城市的首要特征，實現人的現代化是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的根本使命。“全周期管理”意識實質上是“以人民為中心”理念在城市管理過程中的具體要求，其強調通過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全過程統籌，為城市人民創造更好宜居環境，提供更好城市服務；同時通過依靠人民在城市規劃、建設、管理的全過程參與，提高城市管理的質量和效果。
其二，樹立“全周期管理”意識要求在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過程中把握和貫徹“系統集成”的理念。超大城市人口數量龐大、城市覆蓋范圍廣泛、社會構成復雜、社會矛盾和風險集聚。因此，需要秉持“系統集成”理念，突破條塊分割、部門割據的行政體制束縛，系統性、全局性地重構城市規劃、建設、管理的閉環流程，打造更加開放、包容、扁平，具有更強矛盾和風險預防處置能力的城市管理體系。
其三，樹立“全周期管理”意識要求在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過程中把握和貫徹“過程管理”的理念。“過程管理”理念要求在系統集成基礎上，進一步建立健全從源頭到末梢，從事前規劃預判、事中監督管控、事后反饋改進等全流程，提升城市管理的精細度、科學化和及時應對能力。
以促進全主體協力共治為關鍵，把握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新格局”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城市政府應該從‘劃槳人’轉變為‘掌舵人’，同市場、企業、市民一起管理城市事務、承擔社會責任”；要“統籌政府、社會、市民三大主體，提高各方推動城市發展的積極性”。現代城市特別是超大城市治理情況日益復雜，僅靠政府單方面力量遠遠無法勝任，必須調動各方主體的積極性，促進政府同各方力量合作。因此，打造和把握所有主體協力共治“新格局”成為我國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的必由之路。
其一，應優化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共治生態。一方面，進一步加強黨組織的全面領導，提升黨組織在超大城市重大治理事項上的引航、把脈和決策能力，將黨的建設進一步向網格下沉；另一方面，進一步明確政府的權力邊界，提升政府的責任意識和服務能力。此外，拓展和暢通市民、社會組織、企業等各方主體的參與和協商渠道，保障并激勵各方主體的積極參與。
其二，應重點引導和支持超大城市基礎性社會力量的參與，切實提升其參與治理的能力。相對而言，超大城市的企業聚集度高、高校科研院所數量眾多、社會組織發展迅速、社區發展相對成熟，是推動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強有力的基礎性力量。我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擊戰之所以能取得重大戰略成果，很大程度上離不開企業、高校科研院所、各類社會組織、各個社區的廣泛參與和積極努力。因此，在我國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過程中，應進一步重視這些基礎性社會力量的作用，有針對性地調動和激發其參與城市治理的積極性。
其三，應加強全主體協力共治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構建全主體共治格局最有力的保障。應通過加強超大城市治理的相關地方立法，促進市民主體意識提升，推動社區自治能力強化，推動企業營商環境優化與社會責任意識提升，推進社會組織設立、運營、發展環境優化，并為政府與各方主體間的良性互動建立制度化、常態化保障機制。
以推動全資源要素利用為重點，把握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新方式”
城市是我國各類要素資源和經濟社會活動最集中的地方，各類豐富的資源要素是城市現代化治理的重要依托。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尤為重要的是要善于發掘和利用各種資源要素，讓所有資源要素都能在城市治理過程中發揮積極價值和作用，并使這些資源要素成為推動城市更加美好的重要力量。
其一，應全面調動并有效利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各方面資源要素。具體來說，通過加大黨組織的覆蓋面、加強黨員服務下沉的常態化等舉措，強化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的政治保障；通過產業升級、市場振興等工程，釋放資本、政策、技術等經濟要素的活力；通過加強和推動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文化產業的發展，釋放文化資源在塑造城市文化形象、點亮城市活力、滿足市民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價值；通過加大教育事業改革發展力度、提升醫療衛生體系建設和服務水平、加快推動社會組織健康發展等方式，增強社會資源在提高城市文明程度、改善城市生活環境、提升城市生活質量等方面的作用；通過深入推動城市土地、林木、水資源保護工程，空氣質量提升工程，以及其他生態資源保護和利用工程，釋放生態資源在美化城市空間、提升城市宜居指數、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等方面的價值與作用。
其二，應重點加強現代信息科技的研發及其在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過程中的應用，推動智慧城市建設。超大城市作為一種生命體，其發展成熟度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其自身所具備的智慧程度和智識水平。現代信息科技的研發和應用，是為城市賦能、增進城市智慧的必由之路。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考察時所指出的：“運用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推動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創新，從數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讓城市更聰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廣闊。”為此，應在城市現有信息平臺基礎上，加強城市數據信息智慧收集和分析系統、城市公共服務集成系統、城市風險研判與應對系統等智慧系統和平臺建設，使政府決策擁有精準的信息支撐、市民生活更具便利智能的享受，超大城市本身更有積極主動“思考”和“回應”的能力和活力。
【本文作者為武漢大學副校長、教授】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
責編：周素麗 / 司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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