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自立自強的基礎、擴大內需的樞紐、數字社會的引領者
—— 緊扣“三新”確立超大城市治理戰略
城市化正在成為人類主要生存狀態，也是中國邁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必由之路。“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對于城鎮化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別是在規劃中提出要在2025年將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從2020年末的60.6%提升到65%，也就是說每年要提升0.81個百分點，城鎮新增常住人口1100萬的規模。更加重要的是在規劃綱要中專門新增一篇，即第八篇新型城鎮化戰略，第28章對于優化提升特大城市中心驅動功能進行了專門的論述，這些論述對于未來的發展提出了一個方向和要求。在未來一段時期里應該緊扣“三新”，即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進行超大城市治理的創新和發展。
必須將超大城市治理放在新發展格局戰略體系中進行思考。新發展格局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作為內涵的。超大城市處于城市群都市圈的核心，因此超大城市必須成為國內大循環的核心主體，同時也要成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核心樞紐，體現在北京“四個中心”戰略定位上，很重要的定位是政治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經濟層面，幾個超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廣州、深圳、武漢、杭州以及成都等，必須成為區域增長的動力源。循環最重要的方面是動力，超級動力源泉一定是由超大城市提供的，同時內部促進、外部聯動也是由超大城市實現的，因此，超大城市在新發展格局中肩負的歷史責任是戰略性的、體系性的、樞紐性的，也就是說它的治理必須發生改變。
超大城市作為政產學研集中的核心體系，不僅應當成為科技創新的中心，更重要的是要成為科技自立自強的基礎。這個基礎不僅僅體現在產業化方面，更重要的是發揮一流大學、一流實驗室、一流科研團隊載體的作用，要承擔國家科技戰略布局核心的責任，成為基礎研發的核心。從2018年數據看，我們的研發總規模已經達到了美國研發總規模的80%。在這80%的分布里面，實驗性的研發規模超過3400億美元，比美國的規模更大，但是事實上在基礎研發、核心技術、關鍵技術研發上面還大大落后于美國。因此如何提升我國基礎研發占比，尤其是明確基礎研發承載功能到底是什么，這些問題至關重要。超大城市必須成為關鍵技術、核心技術的突破樞紐，特別是成為基礎研發、基礎理論的突破樞紐。未來超大城市的競爭不僅僅是在文化上的競爭，更重要的是在下一輪技術創新中的競爭。
新發展格局要求超大城市的治理不僅僅要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也應當成為需求管理的重要排頭兵，要成為擴大內需的一個樞紐。中國城鄉的消費比重差異很大，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消費強度差異很大，因此消費潛力的挖掘，特別是中產階層、中高收入階層的中高端消費潛力的釋放，超大城市承載著很重要的核心作用。北京要在建設國際消費城市上先行先試，為超大城市的消費升級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
超大城市要成為數字社會、數字時代的引領者。數字時代的到來會從根本上改變超大城市的傳統定位，以往在治理中由于信息不對稱和規模經濟所帶來的超大城市治理半徑的約束會被超越，但是又要看到另一方面，數字時代的文明和文化創新的模式發生了根本性的遷移，原來大量的城市文明都由超大城市發起，作為文明的中心往往是倫敦、紐約、巴黎、東京這些地方，但是在互聯網時代、數字時代，人人都是創新者，人人都是文化的承載者和文化的創新者，這樣反而使傳統的定位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因此，超大城市的扁平化以及它在城市群和都市圈中間的融合，使其傳統功能和相應治理發生了一系列突變，這種突變要求我們對新的時代所呈現出的規律要有全新的研究。
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要對中國超大城市在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有重新定位，要有深度思考，對社會治理、宏觀調控、改革開放重大舉措要有前瞻性的判斷，這樣才能夠推進超大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首都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