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全球化”現象并非是“去中國化”—— 從“超級全球化”到“有限全球化”

《有限全球化：世界新秩序的誕生》，鄭永年著，東方出版社出版

2020年初以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續蔓延，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受到波及。疫情促使歐美和日本等發達國家更強調自身的“經濟主權”，全球化受到抑制，并可能會回歸到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國際貿易投資形式，部分產業回流本國。當各國都想方設法收回更多“經濟主權”時，全球化方向就會發生變化，即從之前的“超級全球化”變為“有限全球化”。

具體來看，這次疫情中，美國歐洲等發達經濟體，雖然具有最發達的醫療系統、公共衛生系統，但疫情發生后情況依然嚴峻和慘烈。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產業轉移，使得口罩、洗手液、呼吸機等醫療物資產業鏈大量轉移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歐美國家自身的生產能力大幅降低。

中國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之所以能在短期內取得巨大成效，不僅緣于全國統一行動的政治制度優勢，也是因為醫療物資產能相對充裕的經濟優勢。雖然剛開始醫療物資也曾出現短缺，但是隨著產能快速提升，供應緊張狀況很快得以緩解，并且在國內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情況下，中國向近200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了醫療物資。因此，疫情之后，各國無論從國民生命安全角度還是經濟安全角度考慮，都會更多地把“經濟主權”掌握在自己手里，全球化將轉變為“有限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這個過程已經開始。

那么，這個過程是否像一些人認為的是“去中國化”？我并不同意這個觀點。“去中國化”是指美國等國家將其在中國的企業強行遷回國內或者遷到越南、印度等其他國家。實際上，美國等國家主要把境外企業遷回本土，遷出的區域不僅包括中國也包括其他國家。一些國家想投資分散化，即避免投資過度集中在一個國家，這也是正常的經濟考量。那些因為中國勞動力、土地和環保因素而遷到其他國家的企業更不能被視為是“去中國化”。不管如何，對供應鏈和產業鏈的遷移進行過度民族主義的解釋無助于認識問題的本質和找到應對問題的有效方法。

從短期看，“有限全球化”的確會對中國經濟產生較大沖擊。此次疫情對中國企業的影響至少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中國很多地方的企業復工之后，由于歐美國家的訂單減少乃至消失，無法恢復正常生產；其二，疫情結束后，美國、日本等國家的企業遷出，將給中國帶來比較大的產業調整成本。

但從長期看，中國將從“有限全球化”中獲益。一方面，西方產業不可能全部撤離；另一方面，西方企業撤離后讓出的國內市場空間，中國企業可以迅速占領。中國目前是世界上產業鏈完整的國家，而且有廣闊的國內市場，“有限全球化”對中國企業來說可以是很好的機會，中國企業不僅可以占領西方企業留下的產業鏈空間，還可以向產業鏈的高附加值環節發展。

“有限全球化”下，盡管美國、日本、韓國、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會將部分企業遷回本國本地，但這也是一個較長的過程，不可能在一年半載內完成，這些國家和地區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產業鏈遷回。就像我常說的“一個世界，兩個市場”，即世界上存在以中國、美國為中心的兩個巨大市場，美國市場和中國市場都不能放棄，產業關聯情況則視具體情況而定。

后疫情時代，各國仍然需要通過進一步加強協作，共同應對危機，避免各國各自為戰。在經歷了數十年的“超級全球化”之后，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在任何重大問題上獨善其身。

本書中，筆者圍繞“有限全球化：世界新秩序的誕生”這一主題，探討了疫情中西方和中國的政治與科學、東西方“抗疫”話語權之爭的謬誤、后疫情時代的有限全球化、后疫情時代與中國的戰略機遇等重大問題，詳細分析了各國政府在疫情中如何處理政治與科學的關系、美國的種族主義情結、中國治理制度以及個人意志和責任擔當等因素對防控疫情的作用和影響；詳細分析了疫情在全球擴散中，各國政府抗疫成績的巨大差異引發的中西方抗疫能力之爭以及中西制度之爭；詳細分析了后疫情時代，中國經濟的開放情況會發生哪些變化，哪些方案有助于中國經濟復蘇。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仍然在全球蔓延，已經對中國與西方世界的經濟、世界秩序等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國與西方世界接下來如何自我調適以在后疫情時代順利、迅速復蘇，是世界各國政府都要著重考慮的問題。筆者近一年來對各國政府抗擊疫情的情況、疫情對世界各方的影響以及后疫情時代世界格局的變化等進行了仔細研究和分析，這次根據“有限全球化：世界新秩序的誕生”這一主題將研究的相關內容匯集起來，遂成此書。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座教授、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