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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者身處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親歷具有世界意義和歷史意義的發展實踐，既有更好條件、也有更大責任總結好中國經驗，豐富和創新發展經濟學。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適應發展中國家謀求發展的現實需要，發展經濟學逐步興起。然而時至今日，機械地按照西方理論推動發展的發展中國家，絕大多數并未能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為數眾多的經濟體長期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先后于1999年和2010年跨入下中等和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目前人均國民總收入已相當于高收入國家門檻線的83%左右；我國技術和產業水平快速提高，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我國這樣的超大型經濟體在如此短時間內取得奇跡般的巨大成就，研究其中的經驗和規律無疑具有世界意義和歷史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豐富實踐是理論和政策研究的‘富礦’，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理論工作者大有可為。”中國學者尤其是從事發展經濟學研究的學者，身處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親歷具有世界意義和歷史意義的發展實踐，既有更好條件、也有更大責任總結好中國經驗，豐富和創新發展經濟學，為我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發展的內涵及發展經濟學的核心任務

發展的直觀表現是規模的擴大，但其根本內涵則是一系列結構的變遷和升級，如要素稟賦結構、產業結構、要素投入和經濟增長主動力結構、人口和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結構、居民消費結構、對外貿易結構等。同時，不同技術水平產業的規模經濟性、風險特性、市場交易范圍、交易方式不一樣，需要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也會不同，政府制定政策的重點也不一樣。發展經濟學的核心任務是揭示結構變遷和升級規律，并提出使結構升級得以順利和持續推進的戰略和政策體系。

結構升級和變遷是從量變到質變的發展過程。隨著發展進程的推進，要素稟賦結構會由人均物質資本短缺和人力資本低下的狀態，升級為人均物質資本豐裕和人力資本水平較高的狀態；產業結構會由以農業和初級原材料產業為主，升級為以輕工業、重工業再到以高端制造業和服務業為主；要素投入和增長主動力結構會由以簡單勞動推動為主，升級為以技術研發和內嵌著日益復雜技術的資本品推動為主；人口和產業活動在國土空間的分布結構會逐步城鎮化；居民消費結構會由以食物為主，升級為以耐用消費品再到以服務消費為主；對外貿易結構會由以初級原料出口和初級設備進口為主，升級為以復雜制造品和設備為主。在這些結構升級過程中，各行各業會成長起不少大企業，交易范圍日益擴大，交易復雜程度日益提高，金融和法律體系復雜程度和精細程度日益提高，對政府推動發展和協調多元利益關系的能力也會提出更高要求。從這些維度出發，可以觀察到發展進程所呈現的比較鮮明的階段性特征。

上述方方面面的結構，相互之間并非獨立，而是有著內洽的關系，一些結構是因，另一些結構是果。比如，要素稟賦結構是因，決定著產業結構的最優狀態。而產業結構升級又決定著城鎮化速度，決定著勞動者收入水平的提高進而消費結構的升級，決定著在什么樣的價值鏈環節參與國際經貿往來，決定著需要什么樣的金融和法律以及體制和政策支撐。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范圍的發展經濟學經歷了兩波大的思潮，但其在發展中國家的應用均以失敗而告終。一波以結構主義為代表，認識到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存在巨大結構性差異，并把發展中國家一系列“落后的結構”歸因于市場失靈，于是主張政府全面干預，力圖發展超越要素稟賦結構的產業體系，結果導致一些國家經濟在經歷短暫的由投資拉動的高速增長后陷入停滯，且危機不斷。另一波以新自由主義為代表，把發展中國家出現的問題歸咎于政府失靈，主張政府應該徹底放手，激進地推進私有化和市場化，認為市場會解決一切問題。結果在推行“華盛頓共識”的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率比推行結構主義的60年代和70年代更低，而經濟危機發生的頻率卻更高。這兩波思潮之所以都以失敗而告終，第一個原因是沒有深刻認識到，發展不僅是市場競爭下的資源最優配置，更是一個結構變遷過程；第二個原因是沒有充分認識到前文所述各方面結構的內洽性；第三個也是最為重要的原因是，沒有正確認識和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實際上，結構升級和變遷有別于既定結構下的資源配置，前者涉及許多單個企業甚至單個產業自身無法解決的問題，既需要產業之間的協調，也需要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的相應完善，因而既需要發揮市場作用，也需要發揮政府作用。政府因勢利導創造產業升級的基礎條件，能夠使產業升級更順更快。

正是基于對二戰結束以來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和發展經濟學本身發展的總結，我們提出了新結構經濟學。我們認為，發展是一個結構變遷的過程，推動結構轉型升級需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互協調，共同發揮作用。只有兩者協調配合，才能有效地推動結構升級和經濟發展。這也是基于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實踐得出的結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推動經濟發展的成功實踐和經驗

改革開放后，中國立足國情，循序漸進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逐步提高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同時注重發揮好政府作用，因勢利導地推動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以充分利用后來者優勢加快經濟發展和資本積累。經濟快速發展和資本積累提升了要素稟賦結構、改變了比較優勢，為產業升級創造了條件。以這樣的方式，中國較好地平衡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并針對不同發展階段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提出相應的發展理念，在成功實現經濟起飛后平穩而快速地推進工業化、城鎮化。

圍繞發展進行有效社會動員。黨中央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后，各級政府和微觀經濟主體迅速響應，形成了推動經濟增長和發展的社會共識。務實漸進地從改善微觀主體激勵機制入手啟動改革，保證了改革取得比較明顯的普遍獲益效果。

積極推進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建立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極大調動了廣大農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大幅度提升了農業生產率，為經濟起飛和勞動力流入非農部門和地區奠定了基礎。

構建富有競爭力的產業體系。順應物質資本不斷積累帶動要素稟賦結構升級態勢，通過擴大對外開放引進、消化、吸收并再創新國際先進技術，同時加強自主創新，梯次孕育出以輕工業、重化工業、服務業為主的富有競爭力的產業體系。在這個產業結構攀升的工業化過程中，積累了許多關于增長、發展、創新和相互協調的社會知識。

經濟起飛帶動城鎮化快速發展。經濟起飛時的輕工業和從事簡單制造的小微企業發展，帶動了離土不離鄉的城鎮化。之后隨著重化工業和復雜程度日益提高的制造業發展，大量勞動力和受過中高等教育的人口跨區域流動到大中城市，進而帶動了服務業發展。這樣的發展節奏保證了流入城鎮的勞動力與城鎮就業吸收能力相匹配，避免了許多發展中國家存在的貧民窟現象。

逐步融入世界經濟，擴大技術來源和市場空間。改革開放初期，我國以來料加工且產品出口的方式擴大對外貿易，既發揮了勞動力豐富的優勢，也避免了對國內原有產業造成較大沖擊。隨著國內部門競爭力的提升，我們通過內外合資、引進外資等方式，先沿海后內地逐步擴大開放。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在金融開放特別是資本項目開放過程中，我國保持了謹慎態度，避免了熱錢大進大出對金融體系乃至經濟體系可能帶來的沖擊。

始終注意發揮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兩只手的作用。政府以務實態度平衡好改革、開放、發展和穩定的關系，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出包括要素市場體系在內的整個市場體系，逐步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注重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政府從實際出發，對宏觀經濟加以有效管理；積極作為，組織建設基礎設施體系，聯通國內大市場，促進要素流動和產業發展；隨著發展階段提升，不斷提高監管標準，引導綠色環保產品和工藝研發推廣，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提高發展可持續性。

兼顧效率和公平。通過轉移支付安排和富有自身特色的幫扶政策，努力控制并縮小區域、城鄉發展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有效推進減貧事業，提高發展包容性。

注重保持發展的安全性和發展進程管理的自主性。得益于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我國經濟持續增長、平穩運行。在面臨外部經濟危機沖擊時，政府有很強能力推行逆周期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予以應對，進而避免了為獲得國際金融機構援助而被迫推行其慣常主張的結構性改革或緊縮性政策方案。

在分享中國經驗、促進共同發展過程中進一步創新發展經濟學

與西方發達國家在舊國際關系體系下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經驗相比，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快速發展的經驗更貼近當今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需要。發揮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兩只手的作用，遵循比較優勢循序漸進推進產業升級和城鎮化進程，可以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提供有益借鑒和啟示。

中國發展成就舉世矚目，但也應看到，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從內部看，在臨近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時如何更好貫徹新發展理念，實現高質量發展；如何保持和提高社會流動性，為人人參與、人人盡力創造更公平的條件；如何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改善二次分配，實現人人享有和共同富裕等等，都需要經濟發展理論作出科學解答。從外部看，在邁向高收入國家過程中，如何統籌發展和安全，維護和延續重要戰略機遇期；如何落實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促進形成各國共同發展的格局；如何通過暢通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高端產品、服務和生產要素；如何參與乃至引領全球治理特別是全球貨幣體系改革等等，都需要經濟發展理論加以前瞻性研究。對這些問題的解答，將推動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學實現更大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國許多經濟學研究者和研究機構在總結中國經驗、推動經濟發展理論進步方面已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今后要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指導下，進一步總結提煉好基于中國經驗的發展經濟學知識，作為重要全球公共產品貢獻給世界，促進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者分別為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浙江大學中國西部發展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