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持續推進固體廢棄物源頭減量和資源化利用為要旨的“無廢城市”建設是構建循環型城市的核心內容和重要環節。一方面，“蕭鈴鐺”“美洲大蠊”等典型垃圾處理模式顯示出的市場化和生態化理念是循環型城市建設的內在要求和可行路徑；另一方面，面向數字時代發展趨勢，將物聯網、AI等技術深度嵌入到垃圾分類領域，已經展現出顯著成效和廣闊應用前景。未來，循環型城市建設需要政府扮演好“元治理者”角色，引導全社會形成共治合力。
關鍵詞:無廢城市 循環型城市 循環經濟 固體廢棄物治理
【中圖分類號】F124.5 【文獻標識碼】A
城市是人類生產、生活的重要場所，然而，隨著城市規模的快速擴張，環境惡化、垃圾圍城、土地資源短缺等“城市病”日益嚴重，構建循環型城市、建設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對于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與此同時，在國際資源供應不確定性、不穩定性日趨嚴重，我國的資源安全面臨重大挑戰的背景下，以無廢城市建設為切入點，通過技術創新和機制創新，發展循環經濟、提高資源的循環利用率，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循環型城市建設新路子，對于保障國家經濟安全運行、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
循環型城市：概念辨析與實現路徑
循環型城市是指在特定的城市空間范圍內，按照減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環的原則，扭轉傳統的“資源—產品—污染排放”單向流動的線形經濟，逐漸走向“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回路經濟，其目的在于通過對資源的高效循環利用，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諸大建、劉冬華，2006）。對循環型城市的界定往往是延續著循環經濟或生態城市的研究思路，認為循環型城市等同于循環經濟在城市場域中的實踐。Sann等（2020）認為城市在資源的生產和消費方面為循環經濟提供了最優的實踐規模和場景。既往研究從不同角度對循環經濟進行了闡釋。王明遠（2005）認為，發展循環經濟的直接驅動力來源于垃圾處理壓力和節約資源，強調可以將“傳統的廢棄物重新定義為‘循環型資源’”。Berkel等（2009）站在城市發展的角度詮釋了循環經濟的概念，認為循環經濟旨在創建生態城市，通過減少廢棄物的產生或通過征稅等辦法讓生產者和消費者主動采取措施對固體垃圾進行分類投放、回收利用，從而形成資源循環利用的經濟發展模式。Genovese等（2017）則更強調產品轉化的理念，認為循環經濟是通過促成生態系統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并行關系，實現資源與環境可持續?？梢?，學術界將發展循環經濟的著眼點放置在建立自給自足的生產系統上，強調資源和物質的反復使用，并由此產生了循環經濟的“3R”“4R”“5R”，甚至是“6R”原則。新近的研究則認為循環經濟實際上對國家、社會、企業和家庭等各個層面都提出了要求，如Williams（2021）提出“循環發展可以解決城市目前面臨的許多生態、社會和經濟問題”，推而廣之，循環型城市也必然是一個包括經濟、社會、環境的綜合性概念，是各方參與主體協同共治的結果。
那么，如何建設循環型城市？經濟增長方式、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以及人口因素等都是影響循環經濟建設的重要因素，這里的人口因素包括人口的增長和生活方式的差異等（Ray & Ray，2011），因此有學者認為建設循環型城市應綜合考慮城市經濟發展、社會需求，減少資源消耗，降低污染程度等（張登國，2007），應加強生態園、廢棄物回收利用體系以及針對產業的基礎設施建設（楊思家，2012）。質言之，這些觀點和“雙碳”目標的實現路徑，即推進源頭防治、調整產業結構、加強技術創新、培育新興產業、倡導綠色生活等（白永秀等，2021）高度吻合，這恰恰又是“無廢城市”建設的必由之路。“無廢城市”兼顧政策、技術、經濟和社會的平衡，形成一個可持續發展的閉環結構，在概念上本身就與生態城市高度重合（Zaman & Lehmann，2013）。“無廢”涵蓋了廢物流動和基礎設施、逆向物流活動等，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超越了循環型城市的要求（Agata Mesjasz-Lech，2019） ，以至于有些學者認為“無廢城市”是循環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程會強，2019）。“無廢城市”的理論基礎包括城市新陳代謝理論、擴展代謝理論和精益生產理論（劉辰陽、劉億瑤，2021），城市新陳代謝理論強調“無廢城市”中物質流動的循環性，可通過建構一個閉環讓廢棄物就地轉化為資源；擴展代謝理論將重點放在削減城市物質流的輸入上，關注源頭控制；精益生產理論將廢棄物的化解之道延伸到城市生產系統的改良上，旨在減少產品生產周期中所有環節的浪費。
上述關于循環經濟和循環型城市的研究文獻較多地聚焦于廢棄物的利用，而“無廢城市”的相關研究則將關注點延伸到鏈條上游的物質流的輸入環節和中游的生產環節，大大拓展了循環型城市的建設視野與建設路徑，同時也豐富了循環型城市的內涵。綜上，連接著人類經濟系統與自然環境系統的“無廢城市”是建設循環型城市的核心要素，是城市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環境效益的有機結合。
建設“無廢城市”的創新實踐
所謂“無廢城市”并不是沒有固體廢物產生，而是要實現整個城市固體廢物產生量最小、資源化利用充分、處置安全的目標 ?？梢?，“無廢城市”的要旨就是建構“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的閉環體系，最大程度地實現資源循環利用，這也正是循環型城市的要義。那么，如何建設“無廢城市”？
首先，市場化是“無廢城市”建設的內在機制。已有研究較多地探討了支持龍頭企業發展，建構固體廢棄物資源化利用閉環體系（徐林、凌卯亮，2016；張占倉等，2019）的路徑。然而，該模式容易形成壟斷，導致政府對個別企業過度依賴，造成市場失靈。為破解這一問題，杭州市蕭山區另辟蹊徑，通過大力扶持中型再生資源分揀中心，打造了“蕭鈴鐺”再生資源回收體系。具體而言，就是讓這些中型分揀中心整合“非正式回收”（主要包括個體拾荒者、散落于城市角落的微型和小型回收商等）體系，使其標準化、正規化。在這一模式下，眾多的中型分揀中心實力相當，不足以形成市場壟斷從而損害“非正式回收群體”的利益和積極性，基本實現了應收盡收；同時，它們按照資源化渠道將這些廢棄物更加精準地分類，并送至相應企業進行資源化利用，大大提高了資源回收和利用效率，蕭山區日均回收生活性再生資源500噸以上，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率超過57%，遠高于其他城區。
其次，構建資源循環型產業體系，在資源循環利用中實現“無廢”?！?ldquo;十四五”循環經濟發展規劃》中提到“構建資源循環型產業體系，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以“無廢城市”為突破，構建資源循環型產業體系不僅具有較強生態價值，而且對于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據相關統計，我國居民生活垃圾的一半以上都是廚余垃圾和餐廚垃圾，即易腐垃圾，這些易腐垃圾多鹽、多油，堆肥處理的價值和空間不大，從某種程度上說，易腐垃圾是我國固廢治理的“牛鼻子”問題。發軔于山東省濟南市章丘區的“美洲大蠊”模式，以易腐垃圾治理為核心，利用“美洲大蠊”食性雜、對食物不挑剔的屬性，建成了采用鋼結構雙層連棟溫室大棚形式的易腐垃圾處置基地。溫室大棚第一層養殖美洲大蠊提取蟲粉，替代進口魚粉（魚蛋白）用于飼料；第二層利用美洲大蠊生物熱能（27℃）向二層大棚供暖，做到低溫無憂育苗、種植雙孢蘑菇，助推綠色農業；頂層安裝光伏發電板（一個每天處理100噸餐廚垃圾的基地，屋頂面積約為12500平方米，年發電可達1000千瓦時）。簡言之，“美洲大蠊”項目不僅可以解決易腐垃圾的治理難題，還可以推動綠色農業的發展，促進農民和養殖戶增收，具有多重政策效應，適合在城郊地區和農村地區大力推廣。
第三，大力推廣應用數字化技術，打造“無廢城市”新引擎。2021年9月26日，習近平主席向2021年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致賀信中強調，“數字技術正以新理念、新業態、新模式全面融入人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各領域和全過程”。浙江聯運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全國最早一批涉足“互聯網+回收”的科技型企業，已經成功地將信息化、物聯網、AI等技術深度嵌入到垃圾分類領域。具體來說，通過前端的智能設備采集居民的垃圾回收數據，并借助視頻、GPS等技術，結合數字化平臺技術，通過中臺管理，形成圖像、數據化表單、異常警報、大數據庫等監管行為，進而細化到每戶居民從垃圾分類投放到中間收運再到末端處置環節的全過程管理，并為資源回收再利用鏈的數據匯集與跟蹤提供便利。在此基礎上，公司的后臺數據端可以通過用戶畫像，精細掌握居民垃圾分類投放行為的特點，針對性制訂最優的服務方案，快速引導和培養居民的分類習慣。截至2021年6月，浙江聯運在全國27個省、311個城市擁有2013個項目，服務1519萬戶居民。在項目覆蓋區域，居民垃圾分類參與率已經達到95%以上，取得了顯著的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可見，基于物聯網技術，協同技術專家、科研機構、大數據平臺形成的數字技術創新體系不斷改變著“無廢城市”建設的手段、模式，甚至是機制，這也是循環型城市建設的新思路和新范式。
以“無廢城市”為切入點推進循環型城市建設的進一步思考
循環型城市建設不可能是政府的獨角戲，需要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志愿者以及生活在城市中的每一位居民共同參與，形成全社會共治共享的局面。首先，政府應成為合格的“元治理者”。這包括三層涵義：其一，著力建構有效的參與機制讓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都能在這個過程中發揮自身的作用；其二，加強循環經濟的頂層設計，制定循序漸進的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引領城市區域綠色可持續發展，甚至可以“從提高城鎮精細化治理能力和培育新興戰略產業的高度”（姜玲玲等，2021）創新機制，優化發展環境；其三，以促進資源化利用為導向重構評價體系，并適時出臺針對污染治理的收費制度、對固廢處置企業施行分類減稅或者分類補貼，促進優勝劣汰。其次，落實生產型企業的責任延伸制度，促使企業逐漸將綠色和循環的理念融入產品的設計、生產、銷售、使用、回收等各環節，構建以企業為主導、以產品為核心的回收利用體系（李玉爽等，2021）。再次，以資源節約、循環利用、垃圾分類等為重點內容，廣泛開展綠色學校、綠色機關、綠色社區等創建工作（劉曉龍等，2021），倡導公眾在日常生活中，自覺減少塑料袋使用，拒絕外賣、拒絕過度包裝，杜絕食物浪費。在這一過程中，鑒于垃圾分類的宣傳教育活動更易推動居民形成自覺的環保行為，政府可以垃圾分類為抓手，培養和提升廣大居民的環境意識，推動居民廣泛參與到其他各類環保行為中。最后，充分發揮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的作用，如運用圖片、動畫、視頻等方式生動形象地傳播循環經濟信息，利用自媒體以及AR、VR技術，增強信息傳播的穿透力，讓環保意識滲透到每一位居民心中。
【本文作者為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浙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首席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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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羅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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