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 高帆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明確指出，“黨和人民百年奮斗，書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最恢宏的史詩”。在我們黨領導人民取得的一系列偉大成就中，中國的經濟發展成就不僅異常突出、舉世矚目，而且對其他領域的成就具有基礎性、支撐性作用。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現歷史性跨越，取得決定性成就。無論是基于中國歷史的時序比較，還是基于不同國家的橫向比較，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都堪稱“奇跡”。作為人口規模占據世界第一位的國家，中國創造的經濟奇跡具有超越國境的世界意義，中國經濟發展問題也因此成為在全球引起廣泛關注的研究議題。
《決議》凸顯了制度因素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作用，明確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在深化改革開放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不斷提高”。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從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維度闡釋了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制度框架，以此作為參照和依據，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在經濟領域形成了一個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組成的制度體系，這個體系能夠在經濟的長期戰略導向和短期實施方案之間形成統一，在經濟制度的“穩定性”和“靈活性”之間達成平衡，在經濟高速增長和社會秩序穩定之間實現協調，三個層次制度的相互組合、動態變遷是導致中國經濟發展奇跡的主要原因。
在經濟領域，中國始終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始終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既是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既定目標的根本保證，也是對中國經濟發展具有長期、全局功能的制度安排。中國共產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主要體現為：在理念層面，明確經濟發展目標是以人民為中心，將社會主義本質歸結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在戰略層面，依據發展理念或戰略目標來確定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經濟運行體制，將生產關系的調整視為實現以人民為中心這個核心理念的載體；在策略層面，依據中國不同階段的具體國情和稟賦條件，探索并實施在特定階段推進現代化建設的具體方式，組織和動員全國人民參與到經濟發展進程中，通過不同時期發展結果的前后銜接來達成戰略目標。顯而易見，中國共產黨是具有堅定理念的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同時也具有與使命高度匹配的強大行動能力。改革開放是一個微觀主體經濟自主權擴展、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過程，其結果是使城鄉二元結構持續轉化，使我國經濟總量保持了持續高速增長態勢。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前提下，我國積極調整發展理念以更加凸顯共同富裕的深遠意義，通過財政政策、收入政策、產業政策以及精準扶貧等不斷增強經濟發展的包容性。總之，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大優勢，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根本保證，這些使我國經濟發展具有高遠的發展理念和價值取向（即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以及堅強的組織保障和行動能力（即在不同階段，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確保經濟發展以戰略目標為主線持續推進），從而為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和經濟發展提供了“穩定器”。
除了根本制度之外，我國的經濟制度還包含了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基本制度主要是指生產資料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經濟運行機制。改革開放之后，伴隨著理論認識的深化和社會實踐的推進，我國經濟制度不斷完善，在經濟領域逐步形成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些基本制度具有很強的結構化特征，即它們既保持了內核的穩定性，同時也體現出外延的擴展性。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使我國經濟在所有制領域體現出社會主義性質，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為各類市場主體充分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為各類要素參與經濟發展提供了顯著激勵，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則有利于提高要素流動性和配置效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就是在市場主體多元化、經濟主體活力釋放和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的情形下穩步實現的。
此外，我國經濟基本制度依靠一系列的重要制度來落實，重要制度是基本制度的實施載體和具體體現。這些重要制度包括與生產要素相關的土地制度、戶籍制度、金融制度等，與市場運行相關的產權制度、企業制度、交易制度等，以及與政府經濟職能發揮相關的財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會保障供給制度等。在時序意義上，這些重要制度在不同時段往往表現出相異的演變特征。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型背景下從多個方面推進了戶籍制度改革，這包括：通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發展鄉鎮企業，使農村勞動力可以進入農村中的非農產業，即賦予了農村勞動力在農村內部不同產業進行流動的權利；通過發展外資經濟、民營經濟和個體經濟，使農村勞動力可以進入城市中的非農產業，即賦予了農村勞動力在城鄉之間不同產業進行再配置的權利；增加城鎮外來務工人員的社會保障供給以推進市民化進程，消除城市內部戶籍人口和外來人口面臨的制度差異；構筑包括農村人口在內的廣覆蓋社會保障體系，通過實施精準扶貧戰略來消除農村絕對貧困，以此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上述變化既是一個城鄉勞動力再配置從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過程，也是一個發展成果在城鄉間不斷分享的包容式增長過程。總之，我國經濟領域的重要制度伴隨著時間推移而動態轉變，這與根本制度的穩定性和基本制度的相對穩定性并不相同。
概言之，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并在經濟領域形成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相組合的制度體系。根本制度是制度體系中最穩定、最內核的部分，它確保了我國經濟發展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為最終指向，確保了我國在不同時段的經濟發展具有前后相繼、一以貫之的特征，確保了我國經濟在發生波動時能夠通過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調整回歸到穩定狀態，確保了我國能夠整合超大規模人口的力量并充分凸顯發展成果的分享性。基本制度是圍繞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經濟運行制度的規則，這些內容具有穩定性，但由于基本制度的內涵在擴展，結構在變化，因此基本制度具有部分調整的相對穩定性特征。重要制度包含了圍繞生產要素、市場機制以及政府職能等方面的規則，它們呈現出對我國稟賦條件和階段目標的適應性，因此其通常具有動態調整的顯著特征。我國經濟領域形成的制度體系不僅能夠通過基本制度、重要保證的動態調整完成某個階段的發展目標，激發微觀主體的活力進而實現經濟高速增長，而且能夠通過根本制度的穩定性、基本制度的相對穩定性來確保不同時段的經濟發展服務于戰略目標，促使社會成員相對充分地分享增長的成果。這種制度體系具有的“穩定性—靈活性”統一特征充分解釋了我國經濟發展的諸多成就，是我國創造經濟發展奇跡的內在邏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