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 劉新剛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中，總結了十條寶貴歷史經驗，“堅持理論創新”是其中的一條。我們總結歷史經驗是為了更好地開拓創新，同樣，總結理論創新歷史經驗，也是為了在新時代理論創新領域開拓新格局。
《決議》指出，“習近平同志對關系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學判斷”，“提出一系列原創性的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這說明了國家治理理論創新是新時代一個重要的理論創新領域。有鑒于此，我們要吸收借鑒中國共產黨百年理論創新歷史經驗，深刻思考把握新時代國家治理理論創新這一重大問題。
百年黨史中，理論創新聚焦不同時代主題，新時代國家治理理論創新是黨的理論創新的重要主題
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就是一部百年理論創新的歷史。在不同的時代，會根據不同時代的主要任務和主要矛盾，聚焦關鍵理論問題進行探索。每個時代，能夠聚焦到關鍵理論問題，也是需要探索過程的。
《決議》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根本社會條件。”這個時期的革命實踐，激發了很多獨創性的理論問題研究。比如，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問題、農村包圍城市理論問題、武裝奪取政權理論問題等。這些問題都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甚至人類發展史上沒有出現過的問題。
《決議》指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這個時期的革命與建設實踐，也激發了很多獨創性的理論問題研究。比如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相關問題的理論探討，是人類發展史上一個獨創性的問題。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存在相關理論論述，而對新民主主義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沒有直接的理論資源。這些問題，引發了黨內的理論探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以上問題進行了理論回答，創新了理論體系。
《決議》指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繼續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使人民擺脫貧困、盡快富裕起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在這個過程中，理論領域需要直面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社會主義和市場的關系問題。此前，在人類理論史上，只存在將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放到一起進行研究的理論，要將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放到一起進行實踐探索，就需要對這背后的關鍵理論問題進行創新。
進入新時代，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治理領域也面臨許多新的挑戰和問題。在這一大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基于此，我們黨在實踐領域進行了相關探索，那就是如何將黨的領導融入國家治理體系的相關領域。在新時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一定程度上成為理論創新領域最為重要的問題之一。我們應該從黨的百年理論創新歷史中去汲取相關經驗，聚精會神，切實把研究注意力集中到這一關鍵理論問題上。
百年黨史中，理論創新遵循正確方法，新時代國家治理理論創新要遵循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方法
中國共產黨百年黨史中的理論創新問題，關鍵是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共產黨探索理論創新方法的過程并不是一帆風順的。直到遵義會議時期，正確的理論創新方法才逐漸上升為全黨的意志，那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關于這一問題，毛澤東有多次專門論述，比如，他在1938年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將其創造性表述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百年黨史中，中國共產黨堅持科學運用這一方法開展系列理論創新工作，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三次理論飛躍，形成了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三大理論成果。
我們的理論創新一定要遵循正確的理論創新方法。任何原理的運用都不能脫離具體的歷史時空，我們要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去進行研究。當前，對于如何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金融高質量發展、高校高質量發展等，都需要強大治理體系支撐。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因此，系統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去推進治理理論創新。
百年黨史中，理論創新有節奏律動，新時代國家治理理論創新已經到了成果倍出的時刻
百年黨史中，理論創新是有節奏的。我們以第一次和第二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飛躍為例來進行說明。實踐中出現重大問題，會激發理論思考。比如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是在我們圍繞大城市推動革命遇到挫折時，在實踐中開辟的道路。開辟這一道路后，需要理論上進行回答。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等人基于革命根據地實踐經驗深刻論述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1928年，毛澤東總結了各地建設紅色政權的經驗教訓，撰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提出并論述了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為形成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論奠定基礎。1930年，毛澤東撰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闡述了紅色政權對于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重大作用，標志著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論基本形成。這一理論創新過程，是有節奏且非常緊迫的。若不能迅速對相關問題進行解答，將影響革命的進程。因此，毛澤東對這些重大問題的解答，都是夜以繼日的。在1936年至1939年，毛澤東先后發表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新階段》《戰爭和戰略問題》《〈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系列理論著作。這些理論創新原創性非常強，創新節奏非常快，及時對關鍵問題進行了回答，實現了理論和實踐的互動。而且，從理論上解答清楚這一問題，也就不會出現關于這一問題認識上的反復，從而能夠更好地推動革命實踐。
對于第二次理論飛躍，我們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創新為例。1979年，鄧小平指出：“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進一步闡明了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的關系：“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其中提出，“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等系列重大舉措，這標志著“我們黨對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的認識進一步深化，把握和運用市場經濟規律的能力進一步提高”。此后，我國進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時期。這個過程中理論上需要盡快推出相關創新，在節奏上具有緊迫感。
當前，黨的理論創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同時黨的理論創新依然處于快節奏創新的階段。新時代，我們需要國家治理理論創新。習近平總書記圍繞國家治理發表了系列重要講話，相關成果已經先后收錄到《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等著作中。各實踐領域展開對習近平總書記系列講話的系統學習后，就開始轉化為生動實踐。隨著實踐創新展開，很多理論上難點問題亟待解答。從某種意義上說，現在到了治理理論創新的關鍵時期。“要根據時代變化和實踐發展，不斷深化認識，不斷總結經驗，不斷實現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良性互動。”理論創新工作者要進一步聚焦實踐中的關鍵治理課題，要避免做“黑板”上的研究，充分與實踐領域展開有效互動，真正將理論研究做實做細落到中華大地上。
站在新的發展階段，要汲取百年來中國共產黨理論創新的歷史經驗，通過深刻把握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關鍵問題，用好馬克思主義關于理論創新的正確方法論，科學把脈和緊密跟蹤國家治理理論創新節奏，在理論和實踐的良性互動中把新時代國家治理理論創新之路走好走實；在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形成新格局的基礎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真正實現各領域高質量發展，更好地邁向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