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是行動的先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論建構與發展，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新特征與新要求，在深刻認識和把握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智慧結晶，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創新與發展，對中國共產黨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論的賡續與升華。同時，也是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有益成分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實現了對西方自由主義治理理論的根本性超越，對進一步豐富全球治理理論的內涵，以及對推進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創新發展有著普遍性意義和獨特性貢獻。深刻把握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對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的遵循，并系統解析其在理論創設中凸顯中國話語、在議題設置上確立中國場域、在邏輯建構中演繹中國思維、在哲學基礎上彰顯中國意蘊的基本要義與邏輯理路，是闡明這一理論科學性的根本所在。
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生成的內在邏輯
科學理論的生成與發展有其內在規定性，既是基于社會實踐發展的產物，也是理論自身演繹升華的結果。國家治理現代化，既體現為具體化的治理目標與治理策略，同時還關涉國家精神、國家情感、國家意志和國家倫理的建構及其正當性與合理性追求。從發生學審視，國家治理理性源自契約政治對王權政治的消解，與資本主義國家理性以及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有著密切關聯。資本主義國家理性無法消解國家權力在與資本勾兌過程中對社會生活的干預和規制，而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則深刻揭示了國家作為階級壓迫或反抗階級壓迫的暴力工具的本質特征。因此，在經典社會主義國家理論中，無產階級專政成為國家的首要功能與基本屬性。從一般意義上說，特定階級專政意味著權力主體的階級性、實施手段的強制性，以及對社會行為一致性和價值選擇的同質化要求。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一方面立足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之上，強調國家在社會行為規范與秩序建構中的主導性功能；另一方面，注重創新和發展人民民主專政理論，強調在處理國家與社會事務中治理主體的多元化以及治理方式的共商共治，即以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和堅持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基本前提，強調在國家主導下，通過規范、民主、科學且有效地運用系統治理工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的變革與完善，以此不斷提升國家治理效能。
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也包含著對西方自由主義治理理論的揚棄。西方自由主義治理理論推崇在社會生活中“共治”，強調社會力量的主觀能動性與市場機制對社會生活的導引和規范作用。這些理念為激活社會活力和實現“物隨其流”的社會生活格局提供了可能空間。但資本邏輯主導下的市場機制在引導人口、資源和技術等流動的過程中始終無法擺脫唯利是圖、治而不公、“流”而無序的困境，這正是一直以來資本主義國家一系列社會亂象的根源所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強調政府宏觀調控功能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有機統一，促進了社會流動的有序與高效，從而實現了對西方自由主義治理理論的根本性超越。
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還包含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有益成分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民本主義的政治哲學，“大國治貴有恒”“治大國如烹小鮮”以及“協和萬邦”“兼濟天下”等政治理念與智慧，無疑對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建構有著直接影響。
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創造的“中國話語”
“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新的中國化政治學話語建構,意味著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已經從傳統的以國家安全和發展效率為取舍依據的思維方式，向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社會主義全過程人民民主政治思維方式轉型。它包含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兩個義項，治理體系關注的是國家治理的制度框架的系統性與科學性，治理能力則強調制度意識與制度執行力的生成、提升與實施效能。
首先，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基于新時代黨治國理政的新特征與新要求，立足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現實，科學、整體、系統地推進國家現代化的頂層設計，其理論建構的要義在于堅持守正與創新的有機統一：一是充分論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正當性、科學性與優越性，不斷為增強“四個自信”提供理論依據；二是深刻闡釋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緊迫性與艱巨性，為努力破除阻礙全面深化改革的體制機制障礙，不斷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供理論指引；三是不斷形成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即進一步把握國家治理現代化內在規律，通過優化系統布局、完善治理規則、協同治理策略，并將民主、法治和科學等多樣化的相關技術、程序、機制、策略引入治理過程，促進國家制度體系的系統集成和治理機制的協同高效，從而不斷為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提供方法論引導。
其次，國家治理現代化不僅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通過國家主導的治理邏輯與西方立足資本流動的治理取向保持差異，而且為全球治理指明了一種全新的發展趨勢。具體而言，就是在社會主義法治范疇內，通過民主政治協商方式，將堅持黨的領導、國家理性干預、市場競爭機制和人民群眾廣泛參與這些在西方治理視域下互不兼容的要素有機融合在一起，形成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整體共識與強大活力。這種治理邏輯有效避免了西方自由主義治理理論的缺陷。由此可見，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中國化政治學話語，不僅在知識層面形成極具闡釋力的理論體系，更通過實踐形態建構使其成為中國政治現代化的獨特符號。
最后，國家治理現代化對豐富全球治理理論與現代化理論內涵，促進國際政治交流對話，以及為廣大后發國家自主探索本國現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論引領與話語支撐。眾所周知，政治話語權建構，是一個國家有效參與國際政治交流對話的基本依據，也是當今世界政治舞臺上“軟”交鋒的聚焦點。國家治理現代化，從理論與實踐雙重層面實現了對“國家治理”的有效建構，特別是其秉持的“人民至上”“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和平發展”理念，凸顯了對“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創造性遵循，為當今構建全球治理新秩序指引了發展方向，從而打破了一直以來西方對世界政治話語權的壟斷格局以及西方文化中心論、西方現代化模式唯一論的“神話”，為促進人類政治文明的對話交流與多樣化發展創造了重要條件。
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建構的“中國范式”
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建構是在遵循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基礎上，對國家治理何以協同治理主體力量、優化治理制度、提高治理效能的系統性理論設計，旨在為“國家”與“治理”有效兼容的內在機理提供有說服力的理論詮釋。
首先，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對國家制度規范及其設計邏輯的結構性完善。這意味著對堅持黨的領導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全新探索，其實質是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解決好權力公共性、強制性與擴張性的耦合問題，繼而最大限度地追求國家的正當性、合法性與有效性。人民歷史主體論，是社會主義國家理論的立論基礎。經典馬克思主義作家在揭露與批判資本主義民主的空洞性基礎上，通過革命性重構將人民意志注入國家機器之中，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性因此得以完整呈現。這就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專注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邏輯原點。
其次，國家治理現代化在邏輯形態上首要強調共生、集成與協同，即注重治理實踐中的階段性特征，以及社會群體意志及個體需求差異，推動規范有序且開放包容的治理格局的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制設計與運行邏輯，決定了在國家治理實踐中，中國共產黨處于核心地位，并通過國家來聯通和治理社會。因此，國家治理現代化需要以推進黨的治理現代化為先導，帶動社會治理的協同發展。這就需要黨的制度體系、國家制度體系、社會治理體系的有機銜接與同頻共振。從歷史維度看，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偉大轉折，印證了黨在制度創新層面的認識與行動自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理念與制度性安排，進一步理順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厘清了二者的權責邊界，建構了相互協同機制，為促進社會資源的有序高效流動創設了制度前提，也為政府、市場、社會等治理主體有效參與治理活動提供了空間與保障。
最后，國家治理現代化強調現實關照，主動回應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和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時代要求。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多樣化和差異化，意味著人民對生活的定義已經從趨同化的功能性消費需求，轉入個性化、差異化乃至異質化的消費需求。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綜合發揮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的作用。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則需要切實協同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的關系，以治理理論創新引領治理實踐發展，并以實現中國更好發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及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哲學基礎的“中國意蘊”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關于全面深化改革，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系列理論建構與詮釋，都立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特征與要求，主動順應時代發展趨勢，創造性回應了黨治國理政面臨的一系列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蘊含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閃耀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光輝。
一是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原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實事求是，就是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來研究和解決問題，堅持理論聯系實際來制定和形成指導實踐發展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堅持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這正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建構的哲學遵循。世界物質統一性原理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石。堅持一切從客觀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精髓。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關于“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改革創新，突出堅持和完善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著力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加強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的精辟闡釋，集中體現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的時代性和實踐性。
二是堅持唯物辯證法，以科學的思想方法分析和解決問題。辯證唯物主義是關于自然、社會和思維發展一般規律的科學概括，是中國共產黨人觀察和分析客觀世界的科學工具。堅持問題導向與目標導向相統一，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相統一，注重運用歷史思維、辯證思維、系統思維、戰略思維、創新思維、底線思維等思想方法，全面地、辯證地看待和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建設現狀和發展趨勢，不斷探索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內在規律與時代要求；科學認識和把握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辯證關系，不斷促進二者的同向發力和同頻共振；科學處理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和社會主義方向的原則要求與堅持科學、民主、法治原則的關系，以及促進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的有機銜接與同步共振，等等。這些有助于把我國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的治理策略與機制安排，都是中國共產黨對唯物辯證法的創造性運用。
三是堅持人民至上，把以人民為中心作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理念與價值追求。《決定》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黨依靠人民推進治國理政的突出優勢的概括，凸顯了人民既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主體力量，也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價值目標。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契合了美好生活視域下人的全面發展的訴求，也是新時代踐行黨的初心使命的內在規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圍繞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戰略部署所形成的“新發展理念”，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目標要求，以及推進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等一系列重大部署，均包含著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國家治理共同體，形成共商共建共治共享良好治理新格局，以及“實現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的價值追求。
（作者：趙中源，系廣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廣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