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唐愛軍

“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演講時發出的“世界之問”“時代之問”。“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黨始終以世界眼光關注人類前途命運。”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成為我們不得不思考的“全球性挑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積極回應“世界之問”“時代之問”，為解決人類社會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提供了中國方案。中國方案是應對全球性挑戰、破解人類共同難題而提出的中國理念、中國主張等。中國方案涉及宏觀中觀微觀等各個層面，涵蓋了世界經濟、國際安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領域，筆者將從哲學所具有的原則高度闡釋中國方案，揭示中國方案所蘊含的哲學意蘊或價值理念。大體說來，中國方案的哲學邏輯主要呈現在世界觀、國家觀、制度觀、發展觀、治理觀、文明觀、和平觀和義利觀等八個方面。我們可以從三個邏輯層次進行簡單的類型劃分，在此基礎上闡釋各自的深刻內涵。

“如何看待這個世界”：世界觀、國家觀與制度觀

首先，中國方案主張世界既具有統一性又具有多樣性的世界觀。整個世界是具有統一性、共同性的，世界各國都遵循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世界是由不同國家構成的，不同國家在歷史、傳統、文化、國情、制度等方面都具有差異性和多樣性。中國方案強調辯證法，在統一性與多樣性的結合中，看待這個世界，處理好不同國家之間的關系，尤其是，謀求解決世界問題的方法論。在對待、解決世界問題的方法論上，我們要反對兩種錯誤的思維方式。一是只強調統一性而不注重多樣性的絕對主義。西方一些國家常常以這樣的絕對主義思維看待這個世界，并且在解決世界問題上，容易走上霸權主義道路。西方一些國家“企圖用一種模式來改造整個世界”，把它們的特殊性經驗、理論絕對化，以此裁判其他國家。二是只強調多樣性而不注重統一性的相對主義。在面對全球性問題上，相對主義容易走向分離主義、孤立主義，要么主張退回到自我封閉的孤島，試圖獨自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要么只主張自身的利益訴求，而不考慮共同利益，這些做法與“合作共贏”背道而馳。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是從多樣性中尋求共同性。我們認為，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大家同處地球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與此同時，我們在統一性基礎上尊重差異性。我們主張國家發展的“自主選擇論”、現代化發展的“多元方案”，反對西方所謂“世界趨同論”“別無選擇論”等。

其次，中國方案強調國家之間相互平等的國家觀。近代以來，資產階級在全球擴張過程中，“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三個從屬于”鮮明揭示了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基本特征。中國方案主張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的國家觀、“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權力結構、“中心－邊緣”的國際秩序。中國方案的國家觀的核心是主權平等，它是對《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日內瓦公約》以及《聯合國憲章》等國際社會積累的一系列公認準則、精神原則的遵從。不論大小、強弱、貧富，國家一律平等，主權和尊嚴必須得到尊重，這是主權平等的真諦之所在。平等的國家觀不僅包括主權平等，還包括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中國方案強調各國平等參與國際社會事務、決策，平等參與全球治理，要完善全球治理體系。在當前，尤其要擴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采取多方措施推動發展中國家在以主權平等為核心的各個方面的平等權利。

最后，中國方案強調各國都有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權利的制度觀。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是其制度的實踐形態，制度則是國家發展道路的定型化。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它是一個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基石。當然，我們要認識到世界上沒有完全一樣的國家制度，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制度評價標準。每一個國家都有自主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中國方案提倡“制度自主選擇論”。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制度，關鍵看能否解決問題，是否適應本國歷史傳統和基本國情，不能幻想突然搬來一座國家制度的“飛來峰”。制度本身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調節利益關系、建立秩序、推動發展、維護穩定，制度的這些功能能否有效發揮，不在于外部設計或主觀構想，關鍵是要適應特定社會經濟基礎和社會政治條件。“制度自主選擇論”反對西方國家的“制度輸出論”——將西方制度模式定為一尊，強加于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成功，“宣告了‘歷史終結論’的破產，宣告了各國最終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為歸宿的單線式歷史觀的破產”。

“如何推動這個世界進步”：發展觀、治理觀

一方面，主張以普惠性、包容性為核心的發展觀。第一，在經濟全球化方案上，中國方案深刻把握馬克思所揭示的“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這一客觀規律，充分認識到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歷史大勢，是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明確反對“逆全球化”主張。與此同時，中國方案又超越了“舊全球化”方案（資本邏輯完全支配、發達國家完全獨享），提倡新型全球化方案（“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是其核心理念），引導經濟全球化釋放出更多正面的、普惠性的效應，尤其讓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享經濟全球化的紅利。第二，在發展理念上，中國方案為解決世界范圍內發展不平衡問題、縮小國際社會發展差距、促進共同繁榮貢獻了新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在破除全球發展赤字的問題上，中國方案強調將新發展理念轉化為富有活力的增長模式、開放共贏的合作模式、平衡普惠的發展模式等。第三，在發展合作議題上。中國方案主張新型合作觀（“開放、融通、互利、共贏”是核心理念），反對一些國家推行的自私自利、短視封閉的狹隘政策。

另一方面，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共商”就是共同協商，“共建”就是共同參與，“共享”就是實現互利共贏。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是一種獨特的新型治理觀。其一，從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看，新型治理觀主張超越西方中心主義、霸權主義，著眼于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其二，從治理理念看，新型治理觀主張共商共建共享原則，超越“一國獨霸”或“幾方共治”的西方治理邏輯。其三，從治理主體看，新型治理觀倡導平等參與，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都是全球治理的行為主體。其四，從治理目標看，新型治理觀并不主張“推倒重來”或“另起爐灶”。新型治理觀倡導世界各國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新型治理觀目標指向在于推進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與時俱進、創新完善，使其更加合理有效、公平正義等。

“這個世界的相處之道是什么”：文明觀、和平觀與義利觀

第一，樹立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中國方案所蘊含的文明觀是一種新型文明觀，它超越了以二元對立為基本特征的傳統文明觀、西方文明觀。一是尊重“文明多樣性”，超越了“文明單一性”。“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人類文明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是整個世界的客觀現實。新型文明觀以承認和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為“存在論基礎”。樹立文明多樣性思維，要求理性看待、處理本國文明與其他文明的差異，尤其要抵制“文明改造論”的陳舊邏輯：看到其他文明與自身文明不同，就感到不順眼，就要千方百計去改造、去同化。二是強調“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一國文明只有在與其他文明的交流中才能獲得豐富的滋養，整個世界只有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動中才能推進人類文明進步。三是主張“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差異不是世界沖突的根源，恰恰是文明互鑒的條件、動力。不同文明要相互學習借鑒，取長補短，兼收并蓄。四是主張“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文明只有特色、地域之別，而沒有高下、優劣之分。文明共存論反對西方文明優越論，強調不同文明的獨特性、文明之間的平等性以及不同文明和諧相處的共存性。總之，新型文明觀充分繼承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中華文明精髓，超越了“歷史終結論”“文明沖突論”“文明優越論”等陳舊論調，為人類文明發展指明了一條和諧共生之路。

第二，主張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傳承和平、和睦、和諧理念的和平觀。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倡導世界和平的中國方案，不是權宜之計，也不是外交辭令，而是有著深厚的文明淵源，彰顯著獨特的和平觀，它有三個具體的領域表現。一是新型國際交往觀。在政治本體論上，中國方案所蘊含的和平觀超越了傳統的“敵友區分政治觀”，而是建立在“承認政治觀”的基礎上，開創了對話式、結伴式的國家間交往新路。二是新安全觀。中國方案所蘊含的和平觀的關鍵議題就是新安全觀。新安全觀超越了所謂“絕對安全觀”——一國安全建立在別國不安全上、以犧牲別國安全換取自身絕對安全。新安全觀的核心理念是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它“摒棄冷戰思維、零和博弈的舊思維，摒棄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三是新型國際關系。中國方案所蘊含的和平觀倡導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尤其主張大國之間相處，要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這種和平觀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世界潮流，不認同“國強必霸”的陳舊邏輯，包括大國在內的各國已經變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各國尤其大國要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維護世界穩定健康發展。

第三，堅持義利并舉、以義為先的正確義利觀。正確處理“義”與“利”的關系是中國人為人處世的理念，也是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重要精髓。在繼承傳統義利觀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人在國際交往中明確提出了堅持義利并舉、以義為先的正確義利觀。“義”指的是共產黨人為世界謀和平與發展的價值理念，它以全世界共同發展為目標、以全人類的共同福祉為價值旨歸。“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贏原則，不搞我贏你輸，要實現雙贏。樹立正確義利觀，要求政治上堅持正義、秉持公道、道義為先，經濟上堅持互利共贏、共同發展；要求在國際合作中，既注重利，更注重義，追求義利兼顧、義利兼得，如兩者發生矛盾，要以義為先，甚至要重義輕利、舍利取義，絕不能唯利是圖、斤斤計較；要求在與發展中國家交往中，秉持真實親誠理念加強團結合作，把中國發展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緊密聯系起來，在它們需要的時候，對它們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