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經典 學理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要把握住歷史發展規律和大勢，抓住歷史變革時機，順勢而為，奮發有為，我們就能夠更好前進。”抓住歷史機遇，要以辯證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新挑戰。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分析辯證法時說，“對立的兩極都向自己的對立面轉化”。這是指對立面相互排斥或斗爭的本質決定了雙方沿著相反方向運動，兩者相互滲透和依存的特質又為轉化提供了可能。“向自己的對立面轉化”是辯證法的重要內容，理解其深刻原理，能夠為我們在“兩個大局”背景下抓住歷史機遇提供啟示。
“向自己的對立面轉化”是理解矛盾的一把鑰匙
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指出：“兩個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爭以及融合成一個新的范疇，就是辯證運動的實質。”這里的“共存”“融合”，揭示了“向自己的對立面轉化”的原理。
從經典作家的論述中可以發現，轉化是與斗爭性和同一性同等重要的范疇。研究矛盾轉化的客觀性、多樣性和過程性，對于弄懂辯證法能夠起到豁然開朗的作用。正如列寧在《哲學筆記》中指出的：“辯證法是一種學說，它研究對立面怎樣才能夠同一，是怎樣（怎樣成為）同一的——在什么條件下它們是互相轉化而同一的——為什么人的頭腦不應該把這些對立面看做僵死的、凝固的東西，而應該看做活生生的、有條件的、活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
如果說“辯證法是‘革命的代數學’”，“向自己的對立面轉化”則是理解這一代數學的鑰匙，它說明了對立是如何統一的，是矛盾雙方的斗爭性和同一性共同促成轉化，矛盾不是絕對的斗爭和“消滅”，而是不斷的“生成”和“超越”，是生生不息的動力源泉。鑒于轉化的這一性質，列寧在很多場合把轉化和質變、飛躍等相提并論，認為只有理解了“發展是對立面的統一”，“才提供理解一切現存事物的‘自己運動’的鑰匙，才提供理解‘飛躍’、‘漸進過程的中斷’、‘向對立面的轉化’、‘舊東西的消滅和新東西的產生的鑰匙’”。
透過“向自己的對立面轉化”，我們可以整體理解聯系、運動、發展、環節、飛躍、質變、條件等一系列范疇的有機聯系。因此，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指出，“統一物的分解，團結、聯合、調和、均勢、相持、僵局、靜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狀態的破壞，變到相反的狀態，便都是事物在質變狀態中、在一種過程過渡到他種過程的變化中所顯現的面貌”?？傊?，聯系辯證法的基本規律，我們可以看到轉化在辯證法中的重要位置。
“向自己的對立面轉化”的生動形式和重要條件
理解“向自己的對立面轉化”，不僅有助于把握矛盾的屬性，更有助于在自然界、人類社會、人類思維等領域理解事物發展的生動形式。自然界是檢驗辯證法的試金石，正如恩格斯所講：“轉化是一個偉大的基本過程，對自然的全部認識都綜合于對這個過程的認識中。”無論星云演化、生物進化、地貌變化，或是電磁轉換、細菌與抗菌素相互轉化等，都反映出轉化是不可抵抗的規律。
不僅“自然界中的一切運動都可以歸結為一種形式向另一種形式不斷轉化的過程”，人類社會也“以其不斷的斗爭和最后的互相轉變或向更高形式的轉變”。毛澤東同志指出：“對立面的統一和斗爭，是社會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爭的結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統一，社會生活就前進了一步。”壓迫與被壓迫、主導與從屬、先進與落后，乃至“防御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都包含著矛盾主次地位的轉化。
思維作為人類的高級認識活動，在探索事物內部的本質聯系和規律中也呈現出豐富的轉化形式。在概念、判斷、推理等思維形式，以及各種思維形式之間，都存在聯結、轉化、推演的關系。列寧曾將有限與無限、真理與謬誤、相對與絕對等范疇視為思維無限趨向客體的辯證過程。在認識史上，任何學說總是不可避免地被一種新的、更加科學的思想體系所取代。馬克思正是通過糾正黑格爾哲學的“頭腳倒置”，恢復了辯證法的合理形式，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實現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需要說明的是，自然界、人類社會、人類思維存在轉化的豐富形式，但這并不意味著轉化是無條件的。條件是事物存在、發展的影響因素，既有內因，也有外因；既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既有積極因素，也有消極因素。具備正確條件，事物才能向前發展，否則就可能出現倒退。人們應當通過有目的有意識的活動，為推動事物向前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在危與機的轉化中抓住歷史機遇
“向自己的對立面轉化”是事物發展的根本環節。用對立面轉化的原理思考歷史發展時，危與機是最常見的一對范疇。“危”具有相對性、暫時性、可變性，在一定條件作用下可以轉為“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危和機總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機”，“努力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
把握危與機的轉化，不但要以戰略思維、辯證思維明方向、觀大局，更要以精準思維、底線思維把關鍵、抓具體。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面對波譎云詭的國際形勢、復雜敏感的周邊環境、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深刻思考國內外各種矛盾疊加帶來的制約發展的問題，勇于開頂風船、運籌帷幄，善于在抗擊大風險中創造出大機遇，順勢而為、奮發有為，科學應變、主動求變，既下好防范和抵御風險的“先手棋”，又打好化險為夷、轉危為機的“主動戰”，在疫情防控中促進經濟向好發展，以互惠共享化解逆全球化潮流，以科技創新突破技術封鎖，以開放包容化解外圍打壓，以交流互鑒應對文明沖突，特別是全面深化改革，參與全球治理體系變革，變壓力為加快推動發展的動力，為我們掌握危與機的辯證法創造了典范，需要我們深刻領會和自覺運用。
歷史總是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前進的，化危為機和偉大斗爭也是內在統一的。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我們仍然處在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戰也十分嚴峻。”偉大斗爭不是消滅矛盾，而是居安思危、沉著應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上存在的各種風險挑戰，提高歷史主動精神，牢記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總鑰匙，在斗爭中確保安全，在安全中推動斗爭，在斗爭中推動發展。在此過程中，我們既要觀大局、思大勢，保持定力，又要不忘危、不忘難，趨利避害，推動轉化，抓住機遇，在應對危機中掌握工作主動權、打好發展主動仗。
（作者：馬忠、達雅楠，均系西安交通大學自然與社會辯證法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