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發展數字經濟，將其上升為國家戰略。與之相配套，我國先后出臺了《網絡強國戰略實施綱要》《數字經濟發展戰略綱要》，從國家層面部署推動數字經濟發展。

近10年以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進入快車道，取得重大成就和進展：新基建發展越來越快；數字經濟對中國的轉型升級提供了動力；數字經濟創造新模式、新場景、新動能的能力越來越強，數字經濟的融合水平越來越高；發展數字經濟的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越來越好。

近年來，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發布了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的法律、戰略、規劃等，強化數字經濟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引領和支撐作用。目前，美國以科技戰為主軸，頒布了《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等一系列法案，確保美國在人工智能、自動駕駛和5G等領域的領先地位。在美國之外，歐盟發布《2030年數字羅盤》計劃；新西蘭頒布《新西蘭產業數字化轉型計劃》；英國頒布《英國數字戰略》；加拿大頒布《加拿大數字憲章實施法》；日本頒布“數字新政”；愛爾蘭頒布《數字愛爾蘭框架》。

在全球數字經濟競爭的大背景下，我國必須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加快數字經濟超越式發展的步伐。這就要著重研究以下幾個問題。

應當關注數字經濟發展的障礙問題。2019年，全球互聯網版圖呈現“G2”格局，中美互聯網的頭部企業占75%；全球前十大互聯網公司中美兩國共占9家。全球互聯網企業市值前20名榜單中，中國的互聯網企業有9家，美國的互聯網企業有11家。到2021年，情況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全球互聯網企業市值前20名榜單中，中國的互聯網企業只有2家（騰訊和阿里），而美國的互聯網企業則上升到15家。由此可見，中國互聯網企業的市值、規模和創新優勢都在下降。在基礎設施快速發展的情況下，頭部企業卻沒有隨之快速發展。如何突破約束互聯網企業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這是我們需要重點研究的問題。

應當關注科研舉國體制的模式問題。推進數字經濟健康發展，需要在三個方面保持平衡：在數字經濟發展和數據安全之間保持平衡，在創新和鞏固基礎方面保持平衡，在國內和國際之間保持平衡。我國的舉國體制有優勢，國家可以在關鍵領域投入大量資金，但是如果國家不直接過問資金的具體使用方式特別是使用效率和效果，一部分投資就會打水漂。相較于美國的資金投入模式，例如政府公共品招投標模式，我國市場優勢作用發揮不明顯，有利于產出高質量成果的優質制度供給體系尚未完全確立。

應當重點研究數字經濟的經濟形態和組織形態問題。目前，我國在研究數字經濟發展的應用場景和產業形態方面，還處于探索和發展中，5G普及之后疊加北斗衛星導航系統、超算能力和人工智能的普遍應用，一定會發生一些顛覆性、革命性變化，會出現人們難以預料的商業業態、生活場景和制造流程，應當加強研究和培育有利于數字經濟發展的組織結構和產業形態、商業業態。

應當重視數據的價值問題。數據是數字經濟的重要資源。應當著重研究數據全鏈條的暢通運行，這關系到數據的產生、確權和交易等一系列問題。

（作者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