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事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施第三次分配、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引導、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積極參與公益慈善事業。因此，構建面向共同富裕目標的現代慈善治理體系，需要在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充分發揮好第三次分配作用，從組織、制度、機制、技術等層面促進慈善機構發展，進而與我國社會治理、共同富裕、縮小城鄉差距、健全民生保障、實現擴中提低等緊密融合，形成中國特色現代化治理的獨特優勢。
從夯實慈善事業基本單元入手，加強慈善組織建設，打造多層多元慈善共同體
慈善組織作為捐贈人與受益人之間的橋梁紐帶，是我國慈善事業最重要的主體。近年來，各類主體在慈善事業中的作用日漸顯現，相互間關系也更加清晰，但從總體情況看，仍存在主體角色不夠明確、關系邊界不夠清晰、作用發揮碎片化、組織內部管理能力偏弱等問題。基于此，一是大力培育慈善組織。一方面，依托社會組織孵化基地和慈善基地，通過提供辦公場地、設立專項引導資金、政府購買服務等舉措，大力培育扶持慈善組織發展。同時，著力扶持發展扶貧濟困、應急救援和救助類慈善組織，提升慈善組織專業水平，推行商業向善理念，鼓勵支持企業、企業家和高收入群體積極參與設立基金會，允許以企業字號或企業家姓名作為慈善組織字號。另一方面，探索適當放寬對基金會法定代表人的任職要求，支持更多有意愿的企業家擔任基金會理事長。同時，加快培育發展社區慈善組織，探索適當降低社區基金會準入門檻，引導大型基金會在支持社區基金會發展方面下功夫。此外，還要鼓勵支持有條件的地區依托現有慈善組織、紅十字會設立社區專項基金、成立社區慈善協會。二是鼓勵發展慈善信托。一方面，慈善信托能夠拓寬財富向慈善流通的渠道，是我國慈善事業發展新生力量，需要加大慈善信托宣傳推廣力度，鼓勵和支持社會各界運用慈善信托方式參與慈善活動，豐富慈善信托類型。同時，探索慈善信托在設立、培育、管理、扶持等方面的新思路、新途徑、新舉措，為慈善活動提供內生動能和可持續的資金支持，為慈善事業發展添加新動力。另一方面，持續完善慈善信托管理制度，探索開展慈善信托財產登記，支持慈善組織設立慈善信托專戶，探索慈善組織向慈善信托委托人直接開具公益性捐贈稅前扣除票據。同時，鼓勵信托公司與慈善組織、紅十字會開展合作，發揮各自優勢，促進慈善資源最大化、慈善幫扶專業化。三是著力構建全覆蓋且延伸基層的慈善服務平臺。在創新慈善活動方式的基礎上，豐富慈善幫扶內容，有序引導鼓勵慈善組織和慈善力量積極參與精準幫扶城鄉困難群體。一方面，市、縣可以著力完善慈善基地服務功能，鼓勵有條件的慈善基地向聯合型、支持型平臺方向發展，推進慈善基地能力提升工程，健全運行機制，充分發揮在精準幫扶、組織孵化、資源對接等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鄉鎮（街道）和社區搭建基層慈善平臺，可以大力發展慈善超市、愛心驛站等社區服務類公益組織，推動慈善組織與基層組織相融合。
從完善現代慈善制度體系入手，激勵與規范并舉，優化行善環境
構建和優化行善環境，引導、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積極參與，是慈善事業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我國的慈善事業雖然處于快速發展階段，但尚未步入成熟的發展軌道。慈善資源動員能力有限、社會各界慈善參與意愿有待提高等問題，客觀上導致慈善事業在優化收入結構、促進共同富裕方面的作用得不到充分發揮。如何在大力支持有意愿有能力者行善的同時，積極引導無意愿有能力者行善，全面保障有意愿無能力者行善，最終在社會范圍內形成“人人慈善、時時慈善、處處慈善”的有利局面，是目前我國慈善事業面臨的具體難題。因此，需要在以下三方面重點關注。
一是優化慈善法律環境。隨著慈善事業逐漸成為國家戰略中的重要內容，也須在法律層面進行完善。一方面，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以下簡稱慈善法）》修訂為契機，大力推進社會組織相關立法，構建慈善組織的基本法治框架，并加快與慈善法的對接。同時，進一步強化慈善自愿原則的保障力度，捍衛慈善事業的法治底線。另一方面，厘清政府與社會的邊界，嚴禁行政攤派行為，有效保護個體與組織的財產權利，保障慈善活動自愿特性。同時，也要規范政府在常規與突發事件中介入慈善捐贈、志愿服務的范圍與程度。
二是優化慈善政策環境。一方面，出臺社會服務機構名稱變更、公益甄別、慈善信息統計和發布等系列政策，加大國家和地方各層級對慈善活動的表彰力度，促進慈善事業良性發展。同時，持續完善慈善捐贈事業的物資評估體系、簡化慈善捐贈事業的稅收減免程序、調整個人慈善事業捐贈的稅率與可扣除比例限定，降低個人捐贈成本。另一方面，探索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遺產稅與增值稅制度，主要是通過構建全覆蓋和累進制的個人稅收體系，提高富裕階層個人之間與代際之間進行財富轉移的成本，從而使他們更愿意通過建立慈善機構或基金會來管理他們的財富。同時，在監督管理政策方面，圍繞提升慈善組織、慈善行為的合法合規性，從明確合法合規細則、充分發揮社會監督和行業監督的作用、加強違規懲戒力度等方面進行完善。
三是優化慈善社會文化環境。一方面，將慈善文化作為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內容，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對慈善行業從業者，將其納入專業學位體系及非學位培訓體系，改善薪酬待遇，增加職業系列中慈善從業人員類別，提升專業化、職業化水平。另一方面，將開展慈善活動納入文明創建活動，廣泛動員公眾參與，使慈善成為具有廣泛群眾性的道德實踐。在全社會更好地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最終提升全社會的思想境界、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助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同時，發揮融媒體優勢，宣傳慈行善舉，傳播慈善理念，普及慈善常識，引導公眾樹立法治慈善意識、理性捐贈觀念、公正分配理念，形成有利于慈善事業健康發展的包容輿論環境和良好社會環境。
從構建慈善行業協作生態鏈入手，鼓勵慈善多方主體積極參與、優勢互補、資源對接
協作生態的本質在于資源聚集、能力互補和知識共享。對生態鏈中的慈善組織而言，因為協作而帶來的信息和資源的聚集，可以為機構提供更多信息交流、資源共享、能力建設的機會。相比單一機構，在擁有更多資源和能力的情況下，協作網絡解決社會問題的可能性和有效性都將大大提高。因此，要讓慈善組織、慈善信托、募捐平臺和相關機構找準自身定位，主動融入慈善行業協作生態鏈。
一要發揮慈善行業的協同帶動作用。一方面，構建能促使各慈善參與方實現參與和協同的要素，促進認知協調與信任建立。通過正向價值引領可以協調各方的價值觀念，改善彼此的信任感，促進各慈善參與方建立協同機制。例如，黨建引領機制可以遏制各慈善參與方利己主義的慈善動機，引導各慈善參與方向國家重點關注的領域捐贈資源。另一方面，在支持紅十字會、慈善總會增強其公信力、發揮示范引領的作用下，通過分類培育樞紐型慈善組織，鼓勵有影響力的其他組織在相應領域發揮作用。
二要發揮慈善行業優勢互補作用。一方面，鼓勵慈善行業細分，支持籌資型、專業服務型慈善組織和社區社會組織專業化發展。同時，鼓勵提供孵化培育、理論研究、人才培養、法律咨詢、募捐服務、等級評估、數據統計等行業服務的支持性組織創新發展。另一方面，大力發展提供教育培訓、醫療康復、應急救援、法律援助、社會工作等專業服務的慈善組織，更好地滿足困難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時，倡導募用合作，籌資型慈善組織要積極支持專業服務型慈善組織和社區社會組織做好慈善項目的落地實施。
三要通過品牌項目建設等促進多方慈善主體參與活動。一方面，堅持需求導向，加強慈善項目研發，引導有意愿有實力的慈善主體積極參與實施，打造慈善幫扶困難特殊群體、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助力共同富裕的品牌項目。同時，鼓勵有資源募集優勢的慈善組織將募得款物支持有服務專長的慈善組織和其他專業社會服務機構實施慈善項目，擴大慈善服務供給。另一方面，引導慈善力量積極參與基層社會治理，推動城鄉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社區志愿者、社會慈善資源“五社聯動”。
四要開展慈善領域“山海協作”。一方面，要圍繞縮小地區差距，進一步暢通慈善資源配置的對接通道，引導慈善資源向山區海島等地方流動，支持山區海島的養老、救孤、助殘、教育、醫療、生命關愛等慈善項目。另一方面，鼓勵上市公司結對幫扶薄弱村，助力鄉村振興，實現共建共贏共享的協作機制。
從創新數字技術手段入手，有效賦能慈善主體，提高慈善資源精準匹配度和慈善活動效率
數字化已經成為新的生產力，和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們生活深度融合，在生產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并成為包括公益慈善行業在內各行業發展的強勁動能。公益慈善數字化是公益慈善主體運用數字技術實現公益慈善目的的過程和狀態，是數字時代公益慈善發展的必然趨勢。可以說，互聯網慈善平臺，借助在線動員、籌資渠道的便捷性與高效性，建構務實的組織運營和管理模式，激發了個人參與熱情，活躍了社會慈善資源，推動慈善走向平民化、大眾化，改變了傳統“大政府，小社會”的慈善主體結構，吸引了大批個人捐贈者，緩解了“大企業小個人”的捐贈結構，優化了社會慈善資源的配置效率。據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全國每年關注、點擊和參與各種網絡慈善活動的人次超過百億；自2017年至今，中國通過互聯網募集的善款從25億元增長到近100億元，增長了近3倍。
鑒于上述情況，為了讓慈善資源對接更為精準，可以充分發揮數字技術的作用，賦能慈善組織。首先，在宏觀層面，慈善組織通過應用數字技術實現慈善信息資源的即時共享，突破信息的公開瓶頸，并依據信息的預測功能完成傳統信息平臺難以提供的服務，如災情趨勢預測、輿情預判等，推動慈善組織更有預見性地進行資源銜接，幫助慈善資源進入合適的領域、對象和環節，形成與政府公共資源分配、市場分配的銜接互補。同時，發揮慈善資源在重點民生、發展領域的協同作用并避免跨部門重復投入或出現“三不管”縫隙地帶，從而提升資源的合法性、合理性與分配效用，充分發揮第三部門在慈善領域的主動和主導作用。其次，在中觀層面，慈善組織通過應用數字技術變革自身的組織模式和行為來提升自身的專業水平，慈善組織得以高效地協調、推動慈善資源在慈善組織之間的橫向和縱向流動，協助慈善資源流向應去的領域和對象，實現慈善資源供給和社會需求的有效匹配，最大化慈善資源的邊際效用。最后，在微觀層面，數字技術實現了慈善項目的全流程信息數據共享，讓捐贈者得以知曉自身參與的慈善項目的執行情況，關注慈善項目所帶來的持續影響，促成善念都能發于真心、成于理性、恒于透明，讓每一個善舉都能實現“授人以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