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流九派，百川歸海。千百年來，各民族不斷的交往交流交融為中華文明發展增添無盡的生命力。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
歷史發展有其規律。歷史取向表現為一種經過實踐反復驗證、為歷史主體所主動選擇的正確方向。在中華民族發展過程中，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不斷進行的歷史事實，也是各民族人民共同認可的一種價值取向。
新石器時代，中華大地上的古文化有如滿天星斗，交相輝映。距今約3800年至3500年，晉南豫西形成更具包容力和影響力的二里頭文化。學術界認為，二里頭遺址應該就是夏朝的都城所在地。夏之后，出身東夷的殷人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更加恢宏博大的殷商文化。源自西北而又與羌、戎部族有著密切關系的周人繼之而起，發展了影響深遠的禮樂文明。夏商周三代是中國歷史上極為重要也極為輝煌的時代。三代的歷史，也正是各部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這段歷史，不僅奠定了早期中華文明的核心區域，也早早地確立起中華文明海納百川的文化精神。
秦統一中國，建立起書同文、車同軌、量同衡、行同倫的大一統政權，不僅有效鞏固了春秋戰國五方之民互融互鑒的歷史成果，也為中華各民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更為廣闊的歷史舞臺和更為有力的制度保障。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仍和社會動蕩是歷史的一面，而另一面則是既廣且深的民族融合。經過波瀾壯闊的民族大融合，匈奴、鮮卑等一批古代民族融入中原，他們的民族文化也匯入了中華文化的洪流。正是在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匯的基礎上，一個國土廣袤、典章煥然、精神振拔的大唐盛世屹立于世。不僅僅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歷史上各個時期不斷有新的民族融入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不斷有新的生產技術得到發明和運用，不斷有新的文化融入中華文明血脈，中華民族也因此日益發展壯大。
在中華各民族不斷交往交流交融的過程中，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東奔西走、南來北往，走出了中國歷史上幾條著名的走廊，如河西走廊、遼西走廊等。這些走廊既是民族遷徙交流的通道，也是經濟文化交往交融的通道。它們猶如一條條粗壯的血管，把中國的山山水水連在了一起，也讓中華各民族的心跳在了一起、血流在了一起。
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也彰顯出中華民族共融共通的價值取向。中華文化不提倡固步自封，而是講究兼收并蓄，堅持有容乃大。先秦儒家經典《論語》開篇有云：“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深刻反映出中華民族熱愛學習、善于交往、樂于共享的文明底色。戰國時期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傳為佳話，同樣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也被視為雄才大略的“圣人之道”。唐代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和親，給青藏高原帶去了谷物種植技術、漢文典籍以及佛教造像。唐代詩人陳陶在《隴西行》中感慨道：“自從貴主和親后，一半胡風似漢家。”與此同時，藏文化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中原，白居易詩云：“圓鬟無鬢堆髻樣，斜紅不暈赭面狀。”長安仕女的時髦妝容就源自對吐蕃婦女的效仿。元代女紡織家黃道婆流落海南，向黎族人民學習紡織技術，進而在長三角地區推廣傳播，這是交流促成創新的生動例證。正是在這種長期而頻繁的交往交流中，各民族血脈交融，逐步形成牢不可破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共同開發了祖國的錦繡河山、廣袤疆域，共同創造了悠久的中國歷史、燦爛的中華文化。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華民族團結統一的重要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民族之所以團結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我國長期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豐富多彩的文化形態是中華文明不斷創新發展的寶貴資源和突出優勢。各民族長期交往交流交融，不僅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也形成了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正因為如此，在近代以后遭遇重大挫折的時候，各民族才能緊密團結、相互支援，共同筑起中華民族新的長城。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我們要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團結融合，著眼于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引導各族群眾牢固樹立正確的祖國觀、民族觀、文化觀、歷史觀，不斷鞏固全國各族人民大團結，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匯聚起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強大合力。
（作者為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