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布里埃爾來看望她97歲的祖父安德烈，安德烈剛從一次跌倒中恢復過來。安德烈出生于1924年，西班牙流感令安德烈的父親死于呼吸系統衰竭，母親將他撫養成人。他在29歲時得了肺炎，但依靠抗生素順利地恢復了健康。與他父親當年的情況相反，安德烈身上沒有出現任何并發癥。
《人類健康史》讓·大衛·澤伊圖 著 王昭 譯 社科文獻出版社
安德烈過上了正常的生活，遇到了后來的妻子并有了3個孩子，包括出生于1959年的加布里埃爾的母親。加布里埃爾出生于1995年，一路健康成長。她的健康手冊只記錄了持續性的過敏性哮喘。
加布里埃爾告訴祖父，人類的平均壽命每年都會增加1/4年。如果她今天向人口統計學家詢問她可能的死亡年齡，一些統計學家會考慮將1/4這個數字進一步延展，即她的預期壽命超過90歲。如果她對那些所謂超人類主義者提出同樣的問題，線性延伸的答案將更加樂觀，她的預期壽命肯定會超過100歲。
盡管如此，加布里埃爾需要明白一個事實：世界已經變得過于復雜，我們無法對這么遙遠的事情進行任何預測。不確定性太大了，提出一個以世紀為單位的全球健康公式是不切實際的。現實情況是，加布里埃爾很有可能不及她的祖父長壽，預期壽命甚至根本無法接近她祖父現在的壽命。
健康史并不是醫學史，以醫療保健為核心的醫學史無法幫助我們全面了解人類健康的延展，因為健康只有10%到20%是由醫學決定的。這一比例在之前的幾個世紀里甚至更低。健康的其他3個決定因素是行為、環境和生物學。所謂的生物學因素，簡單來說就是年齡、性別和基因。在取得最初的進步之前，人類健康深陷于一種持續的停滯狀態。從12000年前的新石器革命到18世紀中葉，西方人類（“已知世界”人類）的預期壽命并沒有發生顯著變化，始終停留在25歲到30歲。直到1750年，這種歷史性的“平衡狀態”才發生了積極改變。多種因素使人類的生存條件發生巨大的變化，并導致壽命持續地延長。200年前，瑞典女性以46歲的壽命保持世界紀錄。2019年，日本女性的平均預期壽命為88歲，排名世界第一。
即使沒有達到這個紀錄，工業化國家的國民現在也至少可以活到80歲，自1750年以來，每一代人都能比前一代活得更久一點，并為下一代活得更久做準備。本書講述的正是這些進步。
本書的焦點在于健康狀況的改善。因此，本書不涉及18世紀之前的整段歷史。在那段歷史中，人類預期壽命普遍停滯。1750年之后，人類壽命延長的規律性非常明顯。戰爭和流行病過后，人類壽命曲線會立即恢復上升趨勢。壽命的延長也減少了人類之間的自然不平等，盡管此后社會不平等會在一定程度上代替自然不平等。然而，壽命曲線看上去簡潔的線條掩蓋了三件事。
第一，在時間的長河里，壽命的持續延長是由不連續的原因造成的。人類被迫在不同時期采用不同方法來對抗健康狀況不良和死亡。一些疾病被消除，而其他疾病緊接著出現，人們必須區別對待它們。
第二，壽命曲線醒目的線性狀態會讓人認為這條曲線在平穩地上升，而事實并非如此。在預期壽命大幅延長的每個階段，都有相互矛盾的因素試圖將曲線向下拉，而不是向上推。這條曲線最終的形態告訴我們，人類的反應是有效的，它使延長壽命的目標永久化。人類盡管有自己的不一致性，但似乎對改善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命成癮，并且無法忍受自己的壽命比父母的短。
第三個沒有被包含在壽命曲線中的信息是曲線上尚未出現的點，即加布里埃爾這一代人的預期壽命軌跡。
受普遍推理偏差的影響，我們通常傾向于認為壽命的持續延長不會停止。然而，這一趨勢已經變得不確定。當現代人忙于自己的發展時，他們無意中引發了兩種風險——行為風險和環境風險。這些風險的嚴重性巨大到成為元問題。行為風險包括吸煙、酗酒、缺乏運動和不良飲食習慣。環境風險指不同類型的污染和相對晚發生的氣候變化，后者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這些風險并不都是剛出現的，但它們的影響程度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造成了難以想象的健康負擔，包括死亡、疾病和痛苦。
導致上述風險的原因主要是甚至可以說完全是人為的。這些問題證明工業社會產生的不健康因素與健康因素一樣多。這種情況導致人類犯了一個戰略性錯誤。人類為降低風險的影響做了大量工作，但在處理風險本身及其成因方面做得不夠。因此，人類極大地降低了衛生健康支出的回報率：生產電腦的成本越來越低，延長幾周生命的成本卻越來越高。
本書試圖解釋的重點內容便是3個被壽命曲線的線性形態所掩蓋的現象：健康決定因素的演變；健康狀況的改善有時會損害人類自身；未來健康的不可預測性。
來源：北京日報 | 作者 臨床流行病學博士、肝病學和胃腸病學專家 讓·大衛·澤伊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