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中國兩千年》 龍登高 著 東方出版社
市場，既表現為交易行為，又表示交換場所；既反映人們之間交換的種種關系，更是一種經濟機制，生產要素與資源流動和資源配置機制。微觀而言市場與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宏觀而言市場事關經濟運行方式和體制。
改革開放的過程實質上就是市場經濟建設的成長之路，40余年的成就也同時是市場經濟的偉大成果。然而，有人仍然懷疑中國的市場經濟道路。究其原因，一是從計劃經濟轉型而來的中國市場經濟體制仍處于轉型成長過程中，存在著各種制度不配套，出現了許多問題。二是錯誤地認為中國不存在市場經濟的歷史基因與傳統；或者認為中華傳統文化排斥市場經濟。從本書中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商品市場，還是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市場，在傳統中國都有獨特的發展，與同時期的西歐相比具有明顯的特點。傳統商業與市場具有活力，民間經濟時有創新，世界最早的紙幣就是民間創新的商業成果，晉商、徽商的經營創新呈現現代性。
持有“中華傳統文化與制度排斥市場經濟”這個觀點的代表人物之一韋伯，其儒家文化與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不相容的論調已為實踐所證偽；但今天仍有不少人認為傳統中國不存在市場發展的制度與秩序，或者說傳統制度下商業與市場秩序得不到保障。固然，強權掠奪商人的現象是存在的，但并非制度化，并非常態化，更不是主流存在。
朝廷獲取土地產出和社會剩余，最穩定和可持續的途徑是什么？是直接占有土地還是向農民征稅？是政府直接經營商業還是向商人征稅？當然都是后者。商人最重要的土地財產，與其他編戶齊民一樣得到社會和國家的認可，因為土地是要向政府交稅的。但流動性商業征稅不那么容易。直到宋朝，才系統性開征商稅，使政府穩定獲得商業剩余，成為與土地稅并列的主要稅收來源，王朝在邏輯上不會或不必抑商。
漢武帝大規模打擊和掠奪商人的政策在后期的力度與頻度相對減弱。漢武帝南征北戰，打空了文景之治留下的豐盈國庫，也改變了文景時期的無為而治政策。漢武帝嫉恨商人有錢，遂行“算緡”“告緡”；并選拔“興利之臣”，讓官員列肆販賣，希望通過國營商業來增加政府收入。此后歷史上，政府對商人的額外征斂有其時間與范圍的限定性。一是捐輸報效，在時間上一般是在戰爭或者發生災害時才會要求商人捐錢捐物，相當于共赴國難。
朝廷的嚴厲控制主要集中于政治領域與官僚體系，對于民間經濟與市場則以樸素的自由主義政策為主導。主流意識形態以“藏富于民”為正統，以“與民爭利”為羞恥。專賣限于少數特殊商品，歷代的鹽、香料，有的朝代還有酒、茶等，政府直接經營的商品或領域是非常有限的。
與中國不存在市場經濟基因的錯誤觀點密切相關的，就是20世紀的中國主流思潮趨向于排斥或缺乏市場思維。無論是對土地私有產權的非議，對地權交易的擔憂，還是自耕農最優論、租佃制不公平與低效率論、平均地權等觀點為人們所信奉，其片面性都是缺乏市場思維所致，都是建立在土地等生產要素不流通前提下的靜態思維，對市場配置資源的疑慮和否定。
中國經歷了樸素的市場經濟演進，顯然具有一定的歷史傳統與文化基因。到1937年前的十余年，中國逐漸走上市場經濟發展的探索軌跡，但這一趨勢被此后長期戰爭逆轉了。全面抗戰期間的戰時經濟體制下，政府控制經濟空前強化；抗戰勝利后沒收敵偽資產，國有經濟力量占據主導地位。當解放戰爭勝利，再次沒收敵產與外資后，國有經濟已經居于優勢地位。
尊重歷史而不盲從先賢。20世紀國人在救亡圖存的歷史背景下，很難以當今的市場經濟邏輯去思考傳統經濟的特點，去探尋近代經濟落后的原因。相反，毋庸諱言，20世紀中國與其他許多國家的主流思潮都是非市場經濟的，乃至反市場經濟，這可以理解為特定歷史時期的選擇，但不能以前人特定歷史時期下的思潮與選擇來限制今天的現實，甚至以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混亂現象來否定市場經濟。
（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長聘教授，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