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是中華文明的生發之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草長鶯飛二月天，拂堤楊柳醉春煙”……很多我們耳熟能詳的詩句，都直接來自鄉村生活現場，具有獨特的聲景意境。千百年來，人們每每吟誦這些詩句，往往會燃起內心的田園夢。于很多人而言，鄉村不僅是一個居住場所，更是品鑒和寄情的對象，是精神的歸屬。
細究起來，中國古典文學里的鄉村，遠不止有花草樹木、鳥獸蟲魚，其空間意蘊至少有三個層次：精神的、社會的、農事的。三重空間相互交織，構成了中國古典文學的重要內容和內在張力，持續為培育民族情感提供豐厚滋養。
作為精神空間的鄉村
在中國古典文學中，雖未形成城鄉對立格局，卻有一種“廟堂與江湖”“官場與田園”的二元表述。
晉宋之際，陶淵明歸隱田園，躬耕于原野，他在抒寫田園時的對照，是所謂“誤落塵網中”的經歷。他將廟堂和官場比作“塵網”和“樊籠”。當津津樂道于“歸園田”和“返自然”時，他所期待的顯然不是棲身意義上的鄉村空間，而是一種別樣的生活方式。簡單概括，即放浪于山水，垂釣于江湖，在長河落日、細雨微風之間感悟自然與人生，獲得生命的撫慰。盡管陶淵明的鄉間生活其實是艱難的，有時衣食難以為繼，甚至還曾乞討，但這些并不妨礙后世文人將其視為精神楷模，并形成了綿延不絕的田園詩派。
至少自唐代始，無論是處尊居顯還是地位卑微，文人在尋找心靈的棲息之地時，總是繞不過陶淵明的田園。只不過由于時代語境和個人際遇的差異，每個人在承襲陶氏田園志趣的同時，也形成了個人的風格特征。盛唐時期，生活優渥者如王維，購置鄉間別墅，遠眺孤煙遠村、獨樹高原，靜觀桃紅含宿雨、柳綠帶朝煙，聆聽雨打花瓣、黃鶯啼鳴，抵達了物我相容、物我兩忘之境。仕途失意者如孟浩然，隱居鹿門山，在鄉間友人家里做客后寫下“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盡管沒有做到“忘我”，卻也獲得了某種超脫現實窘境的意趣。
北宋時期，被貶至黃州的蘇軾，“躬耕于東坡，筑雪堂居之”，以陶淵明自比，寫下“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在“歸去來”想象中找到了人生的平衡點，抵達了生命的澄澈。南宋時期，因病辭官還鄉者范成大創作了大型田園組詩《四時田園雜興》，其中“童孫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梅子金黃杏子肥，麥花雪白菜花稀”等詩句，超越了文人的隱逸之志和歸田之樂，單純地展現了農家的質樸和風物的淳美，回到了生活本身。
縱觀中國古代文化史，幾乎所有的文人都傾向于把鄉村視為精神家園，即使一些非鄉村出身、亦無耕種經驗的文人也是如此。如前述的王維，出身于官宦之家，狀元及第后，投身官場，最高官職曾至尚書右丞。其早年經歷與鄉村并無交集，四十歲后卻移情鄉野，隱居藍田。一個初夏的黃昏，王維漫步于渭水岸邊，看見落日的余暉灑滿村莊與麥田，野雞鳴叫，牛羊暮歸，農人荷鋤，心生羨慕，情不自禁地吟起：“式微，式微，胡不歸？”仿佛找到了人生的歸途，其對鄉村的情感顯而易見。這種狀況的形成當然是有原因的，主要是由中國傳統社會的特點決定的。費孝通認為，中國的社會是鄉土性的，在他看來，“土”不是貶義詞，而是我們的民族特征。區別于游牧民族和工業社會，中華文明是靠土地的產出來維系的，“人是黏著在土地上的”，因此幾乎每個中國人都有極強的“鄉土情結”，無論遷徙到哪里，都期盼落葉歸根。此外，還有道家文化的深刻影響。道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提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目標是讓人類回到無為無爭的“自然狀態”。這雖然是一廂情愿的空想，但已成為很多文人的終極追求，他們愿意想象一種“自然”“和諧”的田園生活來抵抗現實世界的紛擾。此時，一畝小園便幻化為心中的宇宙。
作為社會空間的鄉村
鄉村不僅有自然風光，還有社會。和自然風光比起來，鄉村社會并不那么具有詩情畫意。在漫長的古代，普通農人的生活大抵是清苦的，農事繁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還要受到官府的盤剝，各種捐稅層出不窮。好的年景尚可維持溫飽，但遇到戰亂或災害，則難以為生，流離失所、野有餓殍的情況時有發生。正因如此，自《詩經》始，歷代都有反映民生疾苦的憫農作品問世。
作為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的形成期正值從西周一統天下到春秋諸侯爭霸的約五百年。頻繁的戰爭、沉重的徭役，造成了田園荒蕪、民生凋敝。《詩經》中有多首反映農人疾苦的征役詩，以《君子于役》《陟岵》《何草不黃》《鴇羽》最為典型。其中《鴇羽》一詩，以鴇鳥棲樹來比喻農民的異常生活。鴇鳥本是浮于水上的鳥類，不能棲于樹上，而今成群棲于樹上，猶如讓農民放棄耕種長期在外服役，致使父母老無所養，農人為此呼喊蒼天，憤懣之情躍然紙上。
憫農作品的創作高峰出現在中晚唐。安史之亂后，唐由盛轉衰，藩鎮割據、賦稅苛繁、兵連禍結，對農民的生活造成了極大影響，憫農詩由此勃興。杜甫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有感于戰亂造成的農村凋敝，痛陳：“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哪怕婦女也投入勞動生產，還是不能解決溫飽：“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在苛捐雜稅勞役兵災中，鄉村根本無法正常運轉，只能“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與杜甫一脈相承卻更為集中地關注民生問題的詩人是白居易。白居易通過長期的鄉村體驗和觀察，得出“嗷嗷萬族中，唯農最辛苦”的結論。他的《村居苦寒》，寫連續五天的大雪導致氣溫驟降，竹子和柏樹都被凍死了，但很多農民沒有御寒的棉衣，只能燒一點野草取暖，“愁坐夜待晨”。對于“田家苦”的根源，白居易也試圖通過詩歌進行揭示，其中說得最深入的是《杜陵叟》。這首詩寫春旱導致很多麥苗枯死，而提前降霜又導致很多麥穗無法成熟。面對自然災害，官吏不但不予救濟，還急斂暴征，其目的是完成上級的任務以獲得獎賞。農民懾于官吏的淫威，不得不變賣或典當土地繳租，由此形成惡性循環，農民被逼入絕境。與白居易一樣悲憤于“田家苦”的詩人還有柳宗元，他的《田家三首》描寫了農民早出晚歸換不來溫飽、世代重復的悲慘命運。白居易和柳宗元的這些抒寫，使詩歌從一種話語象征行為轉變為話語介入行為，獲得了批判現實主義的能量。
杜甫、白居易、柳宗元等詩人對社情民情的關注，與中國士人的經世濟民情懷一脈相承。他們的作品表明，儒家民本思想已經內化為士人的自我道德要求，比如白居易在看到廣大農民饑寒交迫時的第一反應是反觀自身的溫飽，深感不安和愧疚，“自問是何人”。范仲淹在看到江邊來來往往的游人享受鱸魚的美味時，首先想到的是為了生計出生入死的漁民。司馬光在聽到農民忍饑挨餓、辛辛苦苦種植的莊稼遭遇洪災無法收獲時，自責身居祿位卻無能為力。內心的道德律令使他們將反映民生疾苦視為責無旁貸的事情。他們希望自己的聲音能夠上達天聽，促進民生改善和社會安定，即如白居易所言“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他們被人傳頌的美德在這里，他們為人詬病的局限性也在這里。
作為農事空間的鄉村
中國文學在草創期就與農事密切相關。上古歌謠《擊壤歌》《蠟辭》便吟唱出先民的勞作方式和消除自然災害的祈望。至《詩經》時代，農事抒寫已頗具規模。《詩經》的研究著作《毛詩正義》將“農事”概括為耕種、管理、收獲和儲藏等事務。根據郭沫若的統計，《詩經》中僅“純粹關于農事的詩”就達十余首，其中最為著名的當數《豳風·七月》。一個周代早期的農民，每年是怎樣度過的？他的勞作方式是什么樣的？他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樣的？他的勞動果實是如何分配的？這些內容都被寫入《豳風·七月》中，其中涉及春耕、秋收、冬藏、采桑、染績、縫衣、狩獵、建房、釀酒、勞役、宴饗等農事活動，堪稱先秦農事文學之典范。
《詩經》重視農事的傳統，被陶淵明發揚光大。如果說《詩經》中的農事詩是“勞者歌其事”的民間文學，那么陶氏的農事詩則是“深度體驗”式的文人創作，代表著魏晉文人生活哲學和審美趣味的轉移。當陶淵明遠離廟堂，遁入鄉野，“農事”既是他的審美對象，又是他的生活內容。“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勞作之余，他與農人交往，不談紅塵俗世，只談農事。二十余年的鄉村生活體驗，使他深諳耕種之道。在《擬古·九首》中，他寫道當春雷響起、春雨落下，那便是春耕的時節；在《歸園田居·其二》中，他寫道如果霜降提前，作物就會凋零如草莽。此外，他在《和劉柴桑》《桃花源詩并序》等詩中也談及開墾荒地、培育土壤、因地制宜種植作物等農事。這些均為他移情田園后對自然物候的深切體會，有些已然轉化為感官經驗。
陶淵明之后，文學的農事抒寫漸成潮流，至唐宋時期，大抵作詩高手都對農事有所涉獵。其中創作量較大者，如唐之王維、儲光羲、白居易、陸龜蒙，宋之梅堯臣、楊萬里、范成大、陸游等。這些詩人雖然常以外來者的眼光去觀察農事，缺少陶淵明那種融入農事的切身感，但就呈現耕作、收獲、慶祝、閑暇等農事場景的周備程度而言，已經遠超陶淵明。比如唐之陸龜蒙，精通農漁器具，與友人皮日休唱和，創作了《漁具十五首并序》《奉和襲美添漁具五篇》。《漁具十五首并序》介紹的漁具多達19種，涉及材料、形態、性能等方面，《奉和襲美添漁具五篇》則介紹了多種捕魚時的穿戴用品。詩作問世后，皮日休贊嘆：“凡有漁已來，術之與器，莫不盡于是也。”宋之陸游，熟悉節氣時令，先后創作了十幾首“禽言詩”，抒寫不同鳥類的啼叫與農時的關系。其中《鳥啼》寫道：“二月聞子規，春耕不可遲；三月聞黃鸝，幼婦閔蠶饑；四月鳴布谷，家家蠶上簇；五月鳴鴉舅，苗稚憂草茂。”陸游提及的這些經驗不是來自歷書，而是來自農人對大自然語言的傾聽，既包含農事道理，又體現人生哲理。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宋朝的農技詩創作，使農業技術走到了農事抒寫的前臺。以梅堯臣的《和孫端叟蠶具十五首》為例，這組詩歌對種桑、養蠶、紡織等各環節進行了細致描繪，一改詩歌創作的抒情路線，直接為農業生產服務，拓展了文學的功能。
農事抒寫使一些詩歌獲得了意外的衍生價值。例如氣象學家竺可楨從唐代張籍的詩句“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中發現了唐朝至宋朝成都地區氣候變化的線索；農史學家梁家勉從岑參的詩句“中庭井欄上，一架獼猴桃”中獲得了至少在唐代中國就開始人工栽種獼猴桃的確信；茶史專家朱自振從劉禹錫的詩句“斯須炒成滿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中找到了中唐已有“炒青茶”的憑據，填補了相關史料的空白。這些衍生價值，無疑增添了中國古典文學的光彩。
綜上所述，鄉村在中國古典文學中不單是一種題材，更是精神底色，其所蘊含的社會人生和自然宇宙意趣，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古典文學的內容厚度和思想深度。經由鄉村田園，中國文人創造了一種獨特的審美觀念和審美趣味，展現了一個東方成熟文明的感性能力及其所能抵達的境界。文學里的鄉村是一個寶藏——它不僅能夠提供入世的智慧，而且能夠提供出世的豁達。
（作者：徐志偉，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中國鄉土文學與農村建設運動關系研究”首席專家、哈爾濱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