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美學界長期存在一種看法，認為20世紀中國美學的發生與發展，在西方強勢話語的影響下，中國學者很多時候只是亦步亦趨地對西方美學理論進行譯介與搬運，抑或是運用中國傳統思想資源為其作注解。因此，西方美學不僅是中國美學走向現代學科形態的主要依據，也構成了中國現代美學理論大廈的建造基石與主體結構。對西方理論的過度依賴以及本土理論建構的乏善可陳，致使整個20世紀中國美學，并非真正的“中國的美學”，而不過是“西方美學在中國”。

應該說，上述觀點對20世紀中國美學思想原創力不足、身份標識性不強的問題與癥候給予了較為客觀的診斷。但不容否認的是，這一看法不僅忽視了中國學者不斷嘗試從西方美學話語影響的“焦慮”中突圍，并主動尋求本土性美學理論建構的長期努力，而且未能充分注意到中國學者譯介和借鑒西方美學話語時，結合中國現實需要自覺或不自覺地對之所進行的取舍、改造與轉化。可以說，任何一種理論在經歷跨文化、跨地域的傳播發展過程中，都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形態、內涵或指向的變遷。由此，20世紀中國美學絕非簡單的“西方美學在中國”。

一

回望中國美學現當代發展歷程，不難發現，一代又一代的學者緊跟中國美學先驅王國維、蔡元培的步伐，在介紹、闡發西方理論話語的同時，都曾積極地嘗試與中國固有之文藝材料、傳統的審美經驗等嫁接、融合，并為中國美學理論話語構建與主體性生成作出了不同程度的理論貢獻。但受制于時代歷史、文化環境及現實境況等多重因素，他們在美學的學科建制、理論建構等方面不得不參照西方先在的模式與方法，他們有限的理論創新相較于西方的強勢話語而言，也顯得有些微不足道。不過，他們有意識地接續傳統、自覺利用本土美學資源進行理論話語創新的探索與實踐，無疑為中國當下的美學理論創新與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方法與路徑。

馮友蘭曾言，哲學研究有“照著講”和“接著講”之分，“照著講”側重對已有思想的再現與解釋，“接著講”則重在新思想體系的創造與建構，二者不可偏廢，且后者以前者為基礎。葉朗由此進一步提出，人文學科的創新必須尊重古今中外思想文化的經典創造和學術積累，必須從經典思想家“接著講”，具體到中國美學，要吸收蔡元培、朱光潛、宗白華等前輩學者的優秀學術成果。由此，中國美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既需要立足和觀照中國當代審美現實，更需要在前人的美學思想基礎上“接著講”，應當有效連接中國的歷史經驗與美學傳統。具體來講，既要接續20世紀中國美學的歷史和中國現代美學傳統，更要接續綿延數千年的中國“美學”前史及源遠流長的中華古典美學傳統。

劉綱紀于20世紀80年代初指出，中國古代美學與哲學不可分割，因為中國哲學思考的核心始終是如何達到高度完善的道德境界，這種道德境界具體化為可直觀或情感體驗的對象之時，便指向高度自由的審美境界。在他看來，無論是儒家的“里仁為美”“充實之謂美”，還是道家追求的自然無為的“逍遙游”狀態，皆傾向于將擺脫了外在物質束縛與內在欲望強制之后的自由審美境界視為高度完善的道德境界。某種程度上，審美境界與道德境界的合一，便構成了中國美學與西方美學最大的不同，并由此派生出了美與善、情與理、直覺與理智等相統一的突出特征。

概括地講，區別于西方美學的真、善、美分離傳統以及偏重對美與藝術的本質等抽象問題的辨析和體系化美學理論的建構，中國美學更注重對美與現實人生、道德完善及生命存在之間內在關系的思索，多散見于古人對自然山水、日常生活及藝術創作等的直覺、感知與體悟之中。換言之，中國美學的邊界從一開始便超出了純粹學科意義上的“美學”，其關涉宇宙、社會、人生及文化藝術等諸多問題。在形上與形下、理論與實踐、理性與感性等相統一的辯證思維主導之下，中國美學兼顧知、情、意、行四個方面，追求真善美的整體貫通，趨向于美善相濟、天人合一的高度自由人生境界。不止如此，中國古人在以玄鑒、神游、妙悟等獨特方式感知、經驗美并通過不同的媒介形式予以藝術化表現的過程中，創造性地提出了形神、虛實、文質、動靜、巧拙、奇正、雅俗、隱顯等一系列富有辯證意味的美學命題，同時衍生了諸如“中和”“風骨”“氣韻”“逸”“遠”“境界”“古雅”等眾多帶有鮮明民族特色的審美范疇。上述種種，共同積淀成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與審美文化記憶，孕育出包羅萬象且內蘊深厚的中華美學精神。

進一步講，中國古典美學不僅是中國美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重要思想資源，也是世界美學史書寫中必不可少的構成部分，其中所包含的凝結著中華民族獨特美感經驗與審美意識的概念、范疇與命題等，在材料補充乃至思想體系建構層面具有獨具一格的作用。尤為關鍵的是，中國古典美學背后所蘊含的時空觀念（空間的時間化）與生命意識（天人合一），與20世紀以來西方的現象學美學、存在主義美學、氣氛美學、顯現美學等存在著廣泛的精神相通性。某種意義上，這恰恰構成了中國古典美學思想的當代價值，有助于突破西方美學傳統的主客二元對立的僵化思維模式，代之以整體性思維、間性思維來重新審視人與世界的關系，進而走出人類中心主義的藩籬。而且，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比如環境美學代表人物美國學者阿諾德·伯林特、身體美學提出者美國學者理查德·舒斯特曼及當代法國漢學家朱利安等，對中國傳統美學思想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興趣，并主動將之納入美學理論建構或美學史書寫之中。

由上可見，無論從中國現代美學學科發展的歷史經驗來看，還是從當前中國美學發展的現實需要來講，抑或就世界美學未來的發展趨勢而言，中國美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必須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以回歸中國美學傳統和彰顯中華美學精神為底色與內核，堅持從中國本土美學思想資源的現代轉換中尋求持久的動力與支持。如此，方能徹底實現美學的“中國化”，真正凸顯中國美學的主體性。

二

“接著講”中國美學傳統，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回歸、復興中華古典美學傳統，絕非簡單的復古，也并非毫無甄別地復活或沿用古代的美學術語、概念與命題，而是要返本開新，旨在對豐富深厚的本土美學學術資源進行有效的現代轉換，開掘、釋放中國古典美學思想的現實活力與當代意義，將之作為中國美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基礎話語與主要資源，在傳承中華美學精神的同時實現中華優秀美學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這方面，葉朗的“美在意象”、曾繁仁的“生生美學”等理論皆已作出了積極且卓有成效的探索。

第二，接續、傳承前人的優秀美學思想成果，并非只是單純地研究闡發他們的美學思想觀念，更重要的是沿著他們所開拓的學術道路，效法他們積極介入社會現實需要的學術態度，面對新的時代課題與新的文化使命作出新的理論探索，回應當今社會的審美關切，反映新時代的審美精神。這便意味著，在新時代語境下，“接著講”中國美學傳統，除了意在繼續發揮其內在的現實效力，更是為了在解釋和解答中國當下的各種現實審美問題、解決當代中國人的審美文化需求時，能夠摒棄“套用西方理論來剪裁中國人的審美”的方式，主動效法中國現代學者理論創新的自覺，積極探尋美學的中國特色。

第三，重視、強調本土美學學術資源，并非源于狹隘自大的文化民族主義情緒，也不是將“本土”與“西方”完全對立起來而拒斥和無視西方的現當代美學理論。恰恰相反，對西方美學優秀思想成果的學習與借鑒，本身也是“接著講”的題中應有之義。中國當代美學的發展，不可能孤立于世界美學之外而“自說自話”，需要以西方話語作為理論參照，借此在找尋并彌補自身理論局限的同時，發掘中國傳統美學的“現代”潛質并用現代語言形式與理論形態加以呈現，進而為中西方美學的跨文化對話和中國美學走向世界奠定堅實理論基礎。

三

推動中國美學走向世界，是建構中國美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之一。眾所周知，由于近代以來“西方中心論”在世界文明秩序中始終占據主導位置，自黑格爾以來的西方主流美學家、藝術史家普遍對中國美學和中國傳統藝術缺乏深入了解并存有嚴重的隔膜、誤解乃至偏見，故而未能給予足夠的重視。以英國學者鮑桑葵為例，他武斷地認為中國藝術及審美意識“還沒有上升到思辨理論的程度”且“與歐洲藝術意識的連續性發展沒有關系”，并以此為由將中國美學排除在其美學史敘事之外。當然，隨著20世紀以來中國學者自覺的美學理論建構和海外漢學家對中國藝術及相關理論文獻的大量譯介與研究，上述狀況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中國美學在世界美學場域中長期缺席和“失語”卻是不爭的事實。

所以，建構中國美學自主知識體系，不僅是出于改變20世紀中國美學“以西釋中”的單一建構路徑與發展模式的目的，也不僅是為了回應當今國人的諸種審美關切，解答和解決現實審美文化問題，更是出于堅定文化自信，推動中國美學在世界美學版圖中占據一席之地的需要。中國的藝術與美學理論自有其獨特的精神意義，同時包含著人類普遍的審美規律與理想，可以為世界美學的發展貢獻豐富的思想資源和中國智慧。恰如宗白華于20世紀30年代所言，“將來的世界美學自當不拘于一時一地的藝術表現，而綜合全世界古今的藝術理想，融合貫通，求美學上最普遍的原理而不輕忽各個性的特殊風格”，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世界/全球美學”不再僅僅是少數學者口中的抽象概念，而愈發成為一種理論現實，其發展不可能也無法脫離中國的藝術與美學。在此意義上，“接著講”中國美學傳統，便不僅對于建構中國美學自主知識體系來說意義重大，而且對世界美學的真正形成亦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中國傳統美學與藝術理論在當下的傳承創新和國際傳播，必然能為世界美學思想體系的豐富完善提供寶貴的中國元素、中國觀念，也能夠為中西方美學對話、交流與互鑒創造更多新的可能性。

（作者：李雷，系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