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興順先生是當代文壇一位風格獨具的作家，以散文《致女兒書》、小說《陌上花》等作品名世。前不久，其文集《寸心微語》出版，收序跋、演講、訪談、對話凡52篇，字里行間，不時能感受到作者對文學創作的思考。這種思考雖多為片言只語，夾帶而出，卻不乏精意覃思，真知灼見，為我們理解其作品之美，探尋其創作思想，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參考。
縱觀唐興順的文學創作，大都以其家鄉南太行為背景，山川草木，物事人情 “無論在作品中如何變幻身姿和面貌，但他們的根他們的血脈全部都在太行山中”（《文學寫作的實踐與體會》）， 山水風土是其創作的母題，南太行是其文學的原鄉。作者與自然，如魚之于水澤，木之于塵壤，有一種不可分離的親緣。融入自然，感悟自然，謳歌自然，用筆墨為山河賦能，成為其文學常態。如他自己所說，每當閑暇，便會“到太行山的深處去，登高而望遠，臨清流而賦詩，有時對一塊頑石，有時對一條蟲兒發呆犯傻，白云在天，流泉在地，呼的是沉悶，吸的是清風。天地自然把工作和文學，把紅塵與妙境非常和諧地統一到我的身體上來，其情其景，妙不可言”（《答〈美文〉雜志記者問》），原本沒有生命的自然物態，因了他奇幻的文字而煥發出神采，閃爍出光芒。化生活為藝術，化腐朽為神奇，出神入化，巧奪天工，正是他由自然之態進入自由之境的必由之路。
然而，原生態的自然物象，只是唐興順文學創作的取材基地，“人化的自然”才是其創作的伊甸園。師法造化，回歸自然，是他對文學創作的哲學思考。即在感悟自然之態的基礎上，經過情感與思想的焠煉，最終回歸原點。他認為：“藝術的終極是自然，追求藝術之路就是追求自然之路”（《山人有話說與君》），這里，他在所說的自然，已非自然本體，而是融會了作者情感思想的天地萬物，是創作主體由情感升騰而起的自在狀態，是由心靈奔涌而出的文字流露。“真正美的文字是不拘束的，是自由生長的自然體態或顏色”（《讓心花開放》），這種“由情感升騰而起”的“體態”和“顏色”，化為文學，便是文體形式的千變萬化，便是語言表達的不擇地而出，便是文學形象的生機勃勃，便是藝術風格的卓爾不群。
正因如此，唐興順對作家的情感因素頗為重視，認為真情是藝術創作的先在條件，“真感情是文章的氣血和靈魂，文字再多，辭藻再美，無感情則為一堆死物。感情至，文字便有了統帥，文章便有了力量，盡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在精神的疆場上去俘獲讀者的心靈”（《文章應為真情作》），并且說，“散文不僅要見物，更要見情，見真情，見深情；不僅要見近，更要見遠，見廣遠，見幽遠；不僅是實在之體，更應有靈魂相隨”（《散文寫作的體會》），他認為，正是有了真摯而濃烈的情感，作者才容易打通與宇宙天地時間的關系，“天地自然，人間萬事映照在心之鏡上，靈魂與思維被作用和影響成一種狀態，把最動人的一處描摹下來，就應該是純粹意義上的‘散文’” （《散文是心靈的圖景》），這種物我交融“與山河同在”的創作觀，與中國古人的“暢神”理論是相互契合的，是符合藝術創作的規律的。
另外，唐興順所說的“自然”，還指作者的“平常心”。賈平凹在談及唐興順散文時曾說：“寫作不能有閑氣，但要有閑心，閑心也是自在心。缺了這些，作品不好升騰起來。”因此，他贊賞其《大道在水》《致女兒書》《關于雪的精神》《傷殘的葡萄》等文，認為是“沉靜閑適心情的產物”，“如果滿心淤塞，是不會有心志高遠的意趣的”（《與賈平凹對話錄》），對照唐興順的創作實踐，這一評價，是客觀而中肯的。不過，對賈平凹的“自在心”，唐興順又有自己的理解。他認為，作家要得“自在”，必須有一顆“平常心”。作家不僅是生活的參與者，更是生活的觀察者、評判者，對一切興衰榮枯順逆浮沉應保有一種審視的態度，從中觀社會變遷，見世故人情。“順利時有順利的快感，挫折時也有挫折的刺激，而且從審美角度觀照過去，便是‘云層上面皆陽光’，平地高山，江河湖海便不分伯仲，混而一統，成為一幅大圖畫”（《答〈美文〉雜志記者問》），有如此心態，方可旁無掛礙，能“入”能 “出”，進入創作的自由之境。
“入”與“出”作為一種創作方法論，唐興順曾多次提及，大體有兩層含義。其一，作家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要能“入”能“出”。“寫一事物，進入事物的里邊去，再到事物的外邊來。進去，曲徑通幽，幽之又幽，在微觀層面發現大世界；出來，讓此事物與彼事物相連接，由樹木而森林，由一點而全局，因一擊而數弦響” （《散文寫作的體會》），“入”而得其象，“出”而新其意，意象交織，意味深長，是藝術創作走向自由之境的內在邏輯。其二，作家面對現實生活，要能以“出世”的態度，作“入世”的文章。他在評價劉顏濤書法時說：“以書法出世，出世使他逍遙、灑脫、超越，獲得人格的自由；同時他又以書法入世，所謂‘君子游于藝’，‘隨心所欲不逾矩’，書法既是他的一個‘出世田園’，又是他的一個‘入世生態’，每一個字都是靈魂態，精神態，同時又是一個世俗態；法度與心性，功力與才情，出世與入世，填補在中間的是技與道的修為和苦行”（《山人有話說與君》），這段精辟的書論又何嘗不適用于文學？作家面對世俗又何嘗不存在一個“出”與“入”的問題？“出世”的態度使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保持獨立的人格，敢于標新立異；“入世”則使其關注現實，悲憫蒼生，“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以文濟世，助經國大業。表面看來，文學受著體裁、結構、語言以及權利功名意識形態等等限制，是“戴著鐐銬在舞蹈”，但究其實質，能“入”能“出”，才是由自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重要策略。
當然，在文學創作中，任何自由都是相對的，它不僅伴隨著作家對宇宙萬象的選擇與錘煉，更有藝術構思中的審視與思考，但所有精神活動都奔赴同一目標，即心靈情感的自由之境。故唐興順認為，“惟自由才有發現，惟自由才有創新”（《散文寫作的體會》），由山川草木的自然生態，轉化為物我交融的審美愉悅，最后進入心游萬仞的藝術世界，人鬼百獸，萬象紛呈，呼號歌哭，各見其性，這種全新的體驗才是文學創作的極致，才是藝術之美的眾妙之門。
（作者：陳才生，系安陽師范學院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