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國家文物局在北京召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公布了河南省洛陽市二里頭遺址、河南省安陽市殷墟遺址、山西省昔陽縣鐘村墓地、四川省廣漢市三星堆遺址等4個考古項目取得的最新進展，一系列成果讓人們對這些夏商時期的遺跡有了新的認識。

夏商時期都城布局研究取得新進展

“城垣結構、道路網絡、池渠水系是大遺址聚落考古的‘金鑰匙’與‘總開關’”。正如北京聯合大學教授雷興山所說，看似普通的城墻、道路與水系，如草蛇灰線，往往能給考古工作提供重要線索。

在學術界普遍認為是夏代晚期都城遺址的二里頭遺址，考古人員發現了可能為“城墻”的蹤跡。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趙海濤介紹，在位于二里頭遺址北側的洛河北岸的古城村遺址，考古人員新近發現了二里頭文化時期的3條壕溝和1道夯土墻。其中壕溝2、3及夯土墻大致平行，且與二里頭遺址主干道、墻垣、夯土建筑等主體遺存的方向一致，在東、北方向對二里頭遺址形成圍合之勢，專家推測這很有可能是二里頭都邑外圍的壕溝和城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認為，這意味著二里頭遺址的范圍遠遠超出300萬平方米。

二里頭遺址宮殿區西、南兩側道路十字交叉，將該區域分為四個分區。隨著今年的發掘，十字路口區域四個分區圍墻并立的布局完整呈現，進一步揭示了宮城區域多網格布局與建筑制度。宮城周圍道路向四周擴展，成為有各自圍墻的單元。雷興山表示：“這些網格布局有可能是文獻中的閭里制度或里坊制度的一個源頭。”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陳星燦表示，二里頭多網格的布局啟發我們，在年代相同的其他都城，比如殷墟遺址，可能也有類似的布局。

殷墟遺址是商代晚期都城遺址，新發現的道路、溝渠讓考古學者對其都城布局認識進一步加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牛世山介紹，今年考古人員在洹河北岸地區發現了大邑商都城的三橫三縱骨干道路網絡格局，發現多條道路和路溝，搭起了大邑商洹河北岸地區都城空間的骨干框架，是商代都城考古研究的重要突破。本次考古還找到了大邑商的“城市主干道”——在武官東地發現了一條編號L3的縱向干道。牛世山介紹：“路溝長1.6千米，路面上有密集的車轍痕跡，這是已發現的兩端明確、長度最長的大邑商城市干道。縱向干道的北端偏東，與商代城址、建筑的縱向軸線一致，說明這些干道是人為規劃建置的。”

水對于人類生存至關重要，水網系統的分布深刻影響著城市布局。三星堆遺址新發現的大型水網等重要遺跡刷新了人們對三星堆城址的認識。在遺址東部的倉包包小城及南部臺地，考古人員發現了年代均不晚于商代中期的大型水網、東水門和東北水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冉宏林介紹，目前在三星堆遺址發現的水網結構主體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利用自然河流，如馬牧河；第二類是與城墻配套的城壕；第三類是在城內分布的一些水溝。陳星燦表示，之前學界對三星堆城址的布局結構了解不多，但是通過近年的考古工作，學界已可以“慢慢把我們的發現繪到一張圖上”，將這些考古發現聯系起來，三星堆城址的布局逐漸清晰。

文物實證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

鐘村墓地位于山西省晉中市昔陽縣，是目前夏商之際黃土高原東部發現的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墓地。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范文謙介紹，鐘村墓地流行的多重棺槨、多人合葬、以半剖的原木為葬具、墓主人頭覆扇貝等葬俗，均顯示出濃郁的地方特點；同時，鐘村墓地出土的部分陶器表面裝飾了大三角紋、連珠紋等，表現出較明顯的河北下七垣文化因素；鐘村墓地出土的陶斝、綠松石串飾、漆器等器物組合，則體現著與二里頭文化的交流互動。“遺址的本地特色非常明顯，但是也有強烈的二里頭文化、下七垣文化的特征，所以很可能跟商代早期中原王朝的北進有關。”陳星燦說。

吸取不同文化的同時，鐘村墓地獨特的葬俗亦廣為傳播。范文謙說，在內蒙古、陜西、河北、河南等地墓葬中，都發現貝形覆面的現象。鐘村墓地多人合葬、頭覆扇貝等葬俗可能為中原地區零星所見的同類現象找到了文化來源。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文物同樣訴說著交流的故事。

出土文物顯示，三星堆遺址與中原地區、西北地區、長江中游地區存在密切的互動交流，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見證——在三星堆遺址發現了與中原地區相似的玉牙璧形飾、玉斗笠狀器和玉牙璋，與草原地帶相關的銅耳飾，跟甘青地區相關的玉琮，與長江中游地區相似的玉人像等器物，再次印證了三星堆遺址及其所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教授王立新說，三星堆遺址新出土的銅耳飾是安德羅諾沃文化標志性的裝飾品，這種耳飾在我國西到甘肅的四壩文化，東到遼西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都有發現。這是它首次出現在巴蜀地區，顯示三星堆遺址和遙遠的中亞、南西伯利亞應該有聯系。

持續近百年的殷墟考古，九十年的三星堆考古，六十多年的二里頭考古……考古人接續努力，努力還原更真實生動的歷史長卷。

（本報記者 李韻 王笑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