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的古典斷限問題，一直以來與古典學界的主流意見略有不同。從外部的環境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華書局的“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與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兩套經典，涵蓋了唐宋元時期的重要作家文集，深刻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文讀者；從內在的脈絡來說，用“古典”來審視中古以后的文學，特別是“一代之勝”的唐詩、宋詞等，有其自“五四”以來的本土學科傳統。在筆者看來，如何認識中國文學的“古典性”，并與作為整體的“中國古典學”形成多面相的互動，不僅是一個有關“古典”的共時問題，也是一個有關“古典學”早期經驗的歷時問題。
當代中國學界對“中國古典學”的大力提倡，以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起步較早。因首倡者將之歸屬在中國語言文學類，相關理念難免受到古代文字、文學與文獻之學科立場的影響。而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又在其中居于較邊緣的位置，它固然是“中國古典學”建設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但與文字、文獻作為中性詞擁有更多的“上古”成色相比，今日之“文學”一詞，已不可避免地帶有近代文藝思想的色彩，而與早期文明中的“古典”距離甚遠。傳統的文學史家，主張中國文學的自覺在魏晉時期；如果我們遵從“古典學”界的主流意見，將“中國古典學”的下限定在兩漢時期，那么，絕大多數的古代文學作品，包括唐詩、宋詞等漢語經典，都無法被納入“古典學”的范圍。自成體系的“古典學”固沒有必要太考慮“古典文學”這一分支的情況，早期如《詩經》《楚辭》等“古典文學”同樣在狹義的中國文學史中熠熠生輝，但對魏晉以后文學的研究者來說，古典文學的后期經驗如何與整體的“中國古典學”形成有益的互動，仍是我們應該思量的一件事。
眾所周知，中國的文明發展歷程與西方、中東、印度等地區有較大的不同，特別是中華文明未有過明顯的斷裂，造就了中國古典學充分自足的生成環境。就西方古典學而言，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經過中世紀的漫長沉寂，借由文藝復興運動獲得了學術層面的新生，并逐漸形成了一門基于語言、文字、文學、文獻的綜合性學問。由此對應的問題是，西方因為文明的斷裂，其古典學起步于18—19世紀，但中國卻保持了古代文明的延續狀態，那么，“中國古典學”的起點，是立足于方法論，從當代的某一時期算起？還是立足于發生學，從中古時代算起呢？
建設現代學科意義上的“中國古典學”，并不意味著無視古人的古典熱情，我們如何定性魏晉以后學者留下的有關上古文獻的龐大學術遺產？如果將之視為“中國古典學”的“前史”或“古典時期”，那么，后期文學中所有的宗古、復古行為及其經驗，都是“古典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對文學創作者來說，摹擬前人經典是其詩藝提升的必要階段，摹擬的必要性決定了古典需求的下限，而摹擬的流行性決定了古典需求的上限。這種對古典的需求，從文獻體類的角度來看，表現為中國歷史上的歷次復古運動對早期詩文的尊崇，以及明清時期以“五經”為基本典籍的科舉文創作，它們都帶有很強的摹擬寫作的性質，“以復古為創新”也成為中國文學發展的一大特點。在文獻形態上，摹擬之需求推動了廣泛的文本抄、印行為，以供更多的讀者學習；基于印本文化的全錄式的文本匯聚，則為讀者提供了更開闊的宗古視域。以上這些，皆可納入文學后期經驗與古典學互動的考察范圍。
文學摹擬雖有其必要性，但終點在于新的創造與闡釋。魏晉時期的文學思想，作為中國古代的文論經典，雖然指導著后來的普遍文學創作，但其思想資源實來自對上古經典文本的創造性轉化。文學思想如此，文學創作亦如此。無論古文還是時文，古體詩還是近體詩，既存在一個詩文上的近傳統，還存在一個經學上的遠傳統，唯在不同時代、作家的身上，或隱或顯，各有自己的表現。這里的遠近，既指歷史時間上的距離，也反映了古代著述部類之間的一種親疏關系。對魏晉以后的詩人來說，他們身上的《詩》學傳統，更易被后來的研究者捕捉，而同樣豐富的禮學、易學等知識傳統則少人關注。被這樣觀看的古人，只是今人眼中的詩人，尚非歷史情境中的知識人。而我們作為文學研究者，最終發現的內在脈絡也只能停留在詩學、文章學等文藝思維的層面，無法看到作家對其周邊資源的全方位調用與創新性發展。從這個角度來說，較之文字、文獻學界將“古典”視為一種客觀的研究對象，中古以后文學對“古典”的摹擬與再生，更像是一門“活”的古典學，這無疑更接近當下建設“古典學”的初衷，即如何挖掘其中的思想資源并將之轉化為中華文明面向未來的一種動力。
經學中的古文經，來自各處征集的實物典籍，從而有別于口耳相傳的今文經，其學自漢以來大興；基于“古物”鑒藏的金石文字之學，自兩宋以后亦有革命性的發展。我們必須承認，古代文學與經學、古文字學在文獻層級及形態上存在較大的差別，故未能在“尊古”的層面得到及早地關注。但總的來說，宋以后隨著印刷文化的發展，對集部文獻的系統整理也規模漸大。印刷術固然是近世文明的典型特征，但同樣是推動宋以后“好古”“復古”風尚的重要外力。從這個角度來說，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中有沒有出現如西方那樣的斷裂，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那種因遠距離觀察而形成的對古典文明的理性總結何時出現。由此觀之，在古典文學的世界中，“藝文類聚”就不再是一部書名，更是一種充滿生命力的學術行為：基于文獻存錄的“聚”，借印刷的書物實現了古典文學的文本凝定，而基于學術求索的“類”，如果我們擺脫“分門別類”的狹義認知，那么，其實在宋元以后激生出了很多日新的古代文學特質。
從以上維度來看，中國文學的后期經驗中，既有“古典”時代的知識資源，也有古典學“前史”中的思想資源，他們分別從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的兩個維度，為晚近文學的發展注入了一種“復古”的活力?，F有的“中國古典學”建設，更重視早期經典在文字、文學、文獻等橫向領域的交叉融合，相對來說，由于要為“中國古典學”設一斷限，而對“古典”在中國近古文學中的創新性發展，及近古的“古典學”成果在同時代文學創作中的理論指導意義，缺少足夠的重視。對此境遇，中古文學尚可周旋，近古文學則基本無法對話。適當地讓近古文學的青年學者，接受“中國古典學”的基礎教育與學術訓練，有助于將近古文學研究放置在一個更立體的歷史框架中予以考察。這不僅可以更好地發揮出中國古代文學連接“古典”與“現代”的文化紐帶作用，還可以引導我們基于整體性的本土文獻與學術傳統，跳出線性的發展史觀，去重新認識中國文學的歷史。
（作者：葉曄，系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光明日報》（ 2025年02月17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