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數智時代，移動短視頻日益嵌入公眾的日常生活并成為數字文明的基礎設施之一，它的蓬勃發展也引發了一些文化亂象。其根源是多方面的，包括短視頻的媒介屬性、算法推薦技術、平臺監管方式、草根文化的固有缺陷以及當前的社會矛盾和群體心態等。對短視頻平臺的治理，可從“術”與“道”兩個層面推進，在強化規范、透明的制度管理的同時，將主流價值觀嵌入技術創新的過程，提升平臺主體的參與和共治能力，實現從“管控思維”向“協同共治”的轉變，以構建可持續發展的數字文化生態。
【關鍵詞】數智化 移動短視頻 文化亂象 平臺治理
【中圖分類號】G122/G20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6.009
【作者簡介】郭小安，重慶大學新聞學院院長、教授、博導，重慶市哲學社會科學重點實驗室“智能傳播與城市國際推廣”執行主任。研究方向為政治傳播、公共輿論。主要著作有《反思與重構：新時代輿論學研究的知識轉型》《網絡民主的可能及限度》《當代中國網絡謠言的社會心理研究》等。
數智時代，移動短視頻已經成為我國網絡文化乃至數字文明的基礎設施之一，呈現出宏大的數字景觀。據《中國網絡視聽發展研究報告（2024）》顯示，截至2023年12月，我國網絡視聽用戶規模達10.74億人，網民使用率達98.3%，移動端網絡視聽應用人均單日使用時長為187分鐘，超過3小時。其中，短視頻應用的用戶黏性最高，人均單日使用時長為151分鐘。[1]這種數字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轉變標志著網絡文化從文字主導轉向影像主導。在某種意義上，短視頻逐漸從媒介意義上的短文本演化為“平臺社會”中的“短中介”，以及更具聯結力和統合力的數字平臺。[2]與文字相比，短視頻由于其技術便利程度高、創作門檻低、感染力和影響力強，給傳統互聯網時代的草根群體、邊緣群體帶來了全新的乃至“彎道超車”的機會。短視頻已成為公眾信息獲取、意見表達和社會參與的重要工具之一，這不僅改變了互聯網內容創作和傳播的方式，也深刻影響了網絡文化生態。然而，移動短視頻文化市場極大繁榮的同時也引發了諸多文化亂象，尤其在流量邏輯的驅動下，碎片化閱讀的文化偏食、圈層傳播的價值差異、低俗內容的擴散蔓延、虛假信息的無序傳播，給數字文明建設帶來了嚴峻挑戰。如何在確保信息自由流動的前提下凈化網絡生態，提升社會的數字文明程度，已成為短視頻行業健康發展的核心命題。
移動短視頻文化亂象的多重面向
內容呈現層面：挑戰法律與倫理邊界。部分短視頻創作者為追求流量，刻意制造低俗、獵奇或虛假內容，如宣揚“讀書無用論”“專家忽悠論”“顏值至上論”等觀念，甚至編造引發社會沖突的劇本，其特征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虛假、低俗化信息泛濫。短視頻的普及以及創作門檻的降低，使虛假信息、謠言傳播以及新聞反轉等文化亂象大量滋生。[3]部分自媒體在未對新聞源進行嚴格核查的情況下發布虛假新聞，一些官方賬號片面追求時效，發布事實不清的新聞。在“唯流量論”的驅動下，短視頻內容的庸俗、低俗、媚俗化成為博取眼球、吸引流量，進而實現用戶漲粉與平臺創收的捷徑，這是當下短視頻內容傳播最突出的問題。其次是內容的同質化和劇本化。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借助海量語料庫，生成指定風格的圖像、音樂及視頻。與人類創作過程相比，其在文本生產中呈現規模大、風格多等優勢，[4]正因其效率高、成本低，促使同質化信息爆發式增長，尤其在某一類型的文本獲得成功之后，更是如此。以近期爆火的微短劇為例，其內容主要圍繞夫妻關系、婆媳關系等題材展開，盡管表現形式有所不同，本質上都是相似情節的反復演繹。而這只是短視頻同質化問題的冰山一角。對于社會熱點新聞而言，短視頻創作者為追逐流量，也會爭相制作大量同質化內容，更有甚者，在“事實不夠，謠言來湊”動機的驅使下，不惜炮制虛假信息。最后是深度偽造與版權侵犯。近年來，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深度偽造技術的出現與傳播加劇了侵權行為的發生。例如，部分不法分子通過AI技術偽造知名醫學專家的面部形象和聲音用于直播帶貨；部分明星的聲音被惡意剪輯用以增加短視頻流量，等等。深度偽造視頻兼具高度逼真性與極強的隱蔽性，這使得受眾容易產生認知偏差，難以精準判斷其真偽。同時，這類視頻通常能夠巧妙規避審查機制，這進一步加大了平臺監管的難度。此外，短視頻行業普遍存在版權保護意識淡薄、維權成本高等問題，未經授權使用素材，對原視頻遮擋關鍵信息、惡意剪輯等侵權行為非常普遍。[5]類似的侵權問題在短視頻發展初期便已初見端倪，在深度偽造等新媒介技術的作用下，短視頻領域對版權、肖像權的侵犯呈現愈發嚴峻的態勢。
公共交流層面：情緒化敘事與輿論極化。在短視頻平臺中，政府管理部門、平臺運營方、使用者構成了一個彼此連接、互相對話的公共表達空間，短視頻充當著連接三方的紐帶。然而，短視頻創作需要在短時間內激發受眾的視覺快感，這就決定了具備新奇性、戲劇性、離奇性以及情緒化特征的內容更易獲得傳播優勢，而文字傳播時代的說理邏輯與敘事風格反而顯得有些格格不入。因為情緒化敘事往往以訴諸感官的敘事形態、貼近日常經驗的敘事風格為主要特點，并以此提升觀看者的情感體驗。[6]然而，情緒化的敘事中往往潛藏著激烈甚至暴戾的情緒。[7]較之理性交流而言，受二元對立敘事煽動的民眾更容易被這類情緒左右，進而作出盲目從眾、跟風，甚至實施網絡暴力等非理性行為。當前這種敘事策略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關系中。其一，政府與民眾層面。在短視頻創作過程中，部分自媒體為博取關注發布不實言論。例如，2024年年初，有自媒體發布視頻稱我國社會保險基金“幾乎全部交給外資機構管理”，且被用于“買賣A股”，質疑社保基金成為“外資套利的工具”，后經中國互聯網聯合辟謠平臺向有關主管部門核實，被鑒定為不實信息。類似的案例不勝枚舉。還有一些別有用心的短視頻創作者借助悲情音樂、夸張演繹等手段傳播不實信息，不僅容易誤導民眾，還會嚴重損害政府的公信力。其二，性別觀念層面。近年來，女性自我意識不斷提高，與之相伴的是對傳統性別文化的重新審視。在這一過程中，部分自媒體博主采取了片面、極端的解讀，性別對立敘事日益成為一種“流量密碼”，這不僅無益于婦女事業發展和婦女權益保障，還加劇了性別間的誤解與隔閡。其三，國內外關系層面。部分短視頻創作者慣于借助斷章取義、偷梁換柱等方式，刻意誤導公眾認知。例如，一些短視頻博主發布諸如“我賣掉老家祖宅”“賣掉廣東房產”“離婚帶孩子移居日本”這類以吸睛詞匯開篇的視頻，毫無根據地夸大國外生活優勢，片面貶低國內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其背后往往隱藏著商業目的；[8]還有部分創作者傳播狹隘極端思想，宣揚排外的不當言論，與我國開放包容的對外交往理念背道而馳。
群體認知層面：文化偏食與繭房效應。短視頻的算法魔力影響了群體認知，引發文化偏食現象。在麥克盧漢看來，媒介可作為人們接觸環境的觸角，這是一種人的感官的延伸，但這種延伸實際上使得人的身體感官機能被替代并逐漸退化，所以每次觸角的延伸都是一次對人類的“截肢”行為。[9]在算法推薦技術的驅動下，受眾逐漸習慣并依賴平臺的信息投喂，自主搜集信息的能力與深度思考能力逐漸弱化，從而引發文化偏食現象，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維度。其一，信息窄化。抖音、快手等短視頻頭部平臺大多使用算法推薦技術進行視頻內容的分發，算法分類推薦機制是完成智能信息精準投放的主要手段。當用戶檢索信息時，數據挖掘技術便會根據其偏好、興趣與習慣進行“畫像”，靶向推送符合用戶個性化要求的各類信息。[10]由此，短視頻平臺基于算法推薦機制構建起針對用戶個體的“信息孤島”，生活在各個孤島的民眾之間形成了一條條信息鴻溝，這種信息鴻溝不僅表現為因信息差異形成的個體認知差異，還表現為個體受信息質量影響進一步形成的認知鴻溝。其二，情緒繭房。情緒繭房是在信息繭房的基礎上衍生出的新現象。在網絡環境中，用戶受大量情緒性信息的影響，會在短時間內形成相對封閉的情緒繭房，同一繭房內的情緒經過反復強化，便會形成相對穩定的情感繭房。情感繭房除了具有情緒的非理性特征之外，還具有由傳染的基礎特性引發的情感同質化特征。[11]在同質化的情緒繭房中，極易引發社會情緒的撕裂，尤其在短視頻的視覺動員下，這種撕裂表現得更為明顯。例如，粉絲圈的“互撕”現象，部分民眾對專家、政府管理部門的“對抗式”解讀等，均是這種情緒撕裂的表現。其三，思維自我截除。短視頻語言取代文字表達，不僅會帶來“詞窮”問題，還可能導致個人邏輯思維的破壞和理性思考的缺失。[12]2024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年度熱詞出爐，“腦腐”（brain rot）一詞位列其中，指因過度瀏覽網上低質量內容而導致的“精神和智識狀態的衰退”。對于受眾而言，高度適配性的短視頻內容表面上迎合了受眾的興趣愛好，但實質上這是對其既定思維模式的迎合和固化。此外，短視頻的短時長特性（通常不超過5分鐘）使信息呈現高度碎片化，難以傳遞系統知識或引發深度思考。用戶如果長期瀏覽此類內容，可能逐漸喪失對復雜問題的探究能力，形成“即時滿足”的思維定式。其四，語言表達障礙。例如，現在流行于青年群體中的“嘴替”“語梗”等文化現象，便是由于受眾過度依賴短視頻內容所引發的語言表達障礙的直觀體現。這種語言現象映射出受眾思維方式的轉變。過去，文字表達需要個人調動知識儲備進行遣詞造句，如今癡迷短視頻的受眾習慣使用淺白網絡語言表達。網絡語言的復制模仿、隨意改編與混亂運用正在改變青年群體的語言表達模式，進而影響其邏輯思維能力和表達習慣。[13]
傳播格局層面：權力的轉移與草根狂歡。短視頻的興起引發了“權力的轉移”，改變了傳統的傳播格局。首先，內容生產權力的轉移。短視頻平臺讓每個人都能成為內容創作者，傳統媒體和精英的話語壟斷地位被打破，普通人也可以通過短視頻展示自己的生活、才藝并分享觀點，從而吸引關注，甚至成為“網紅”。其次，傳播權力的轉移。平臺成為新型“把關人”，算法推薦技術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信息分配和議題設置的“指揮棒”，個體可以通過創作、轉發、分享、點贊、評論等行為影響議題的傳播范圍，這使得一部分傳播權力從專業機構轉移到了平臺和用戶手中。最后，話語權力的轉移。短視頻為普通人提供了表達觀點的渠道，許多公共議題（如教育、醫療、住房、環保、國際問題等）通過短視頻引發廣泛討論，形成了新型公共領域。精英話語權逐漸被稀釋，在部分情境下甚至出現了“眾聲喧嘩”的混亂局面——理性讓位于情感，內容讓位于立場，說理與溝通讓位于解構和狂歡。部分短視頻甚至捏造矛盾、激發對立情緒，對現實社會進行惡意調侃與嘲諷，這些短視頻文本與部分受眾郁郁不得志的心態相結合，共同構成了短視頻平臺上的解構式狂歡。參與者在狂歡中聊以自嘲、自我麻痹，試圖借此緩解現實社會中的無奈與壓力，同時實現情緒的宣泄，由于其背后隱匿著虛無主義思潮，因而帶有反智主義的色彩。解構與狂歡本身并不具備推動社會變革的實質性力量，僅僅只是充當了民眾的解壓閥，或嘲弄精英群體、解構權威的工具，因此不可避免滑入了虛無主義思潮的泥沼。
移動短視頻文化亂象的原因透視
造成短視頻文化亂象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既有短視頻媒介的形態屬性和算法推薦技術的因素，也有草根文化固有的特點和缺陷，還與社會轉型期的深層問題、群體心態、平臺監管方式等息息相關。
短視頻媒介形態的特點及局限。短視頻的典型特點是低門檻、碎片化、高效率，[14]這既是短視頻生產與傳播的優勢，也限制了短視頻內容的進一步發展，成為其先天的局限。這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短視頻自身的媒介形態屬性。麥克盧漢認為，真正對人與社會產生實質影響的是媒介，而不是媒介傳播的內容或訊息，因為媒介即訊息。[15]從這一觀點出發，我們可以認識到，對于短視頻而言，“短”是導致其內容質量受限的直接原因，也造成了短視頻創作存在的固有弊端。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被稱為“國產Sora”的視頻生成大模型Vidu生成一段4秒片段只需30秒，極大提升了視頻生成的效率。然而，正是短視頻超高的生產效率，使得部分短視頻博主為了快速吸引觀眾注意力而不顧及事件真相，進而造成了部分短視頻內容質量低下。此外，就短視頻的形態而言，“短”決定了其只能提供碎片化的信息，難以形成體系化、具象化的知識闡釋。那些能夠打動人心的所謂的“知識”，可能并不是復雜精妙的知識本身，而只是一種迎合受眾心理的“知識幻象”。對于平臺而言，受眾的專注度和注意力成了稀缺資源。阿里研究院發布的調研報告顯示，初始3秒是受眾去留的關鍵期，應當主題明晰并運用吸睛的內容元素爭取有效觀看。[16]從這一數據來看，短視頻內容需在3秒鐘的時間內快速打動受眾，否則就會被淘汰。因此，借助極強的情感化、戲劇化、感官沖擊力的創作邏輯，甚至采取擺拍的方式吸引更多受眾的注意力，很大程度上成了短視頻走紅的必要途徑之一。
另一方面，短視頻平臺的流量驅動屬性。以短視頻為代表的新媒體借助靈活的平臺屬性，搶占了大量的新聞資源，在信息傳播中愈發承擔起重要角色。但是由于其本質上是一種商業平臺，因此產生了“權”與“責”、“名”與“實”的分離現象。在短視頻平臺的發展前期，為了更快地擴展用戶資源，短視頻平臺設置了極低的準入門檻。為了持續擴大用戶市場，增加用戶黏性，部分短視頻平臺規定使用平臺瀏覽、發布視頻僅需注冊個人賬戶，無需進行實名認證，因此即使用戶傳播、發布違規內容，也很難追責到用戶個人。違規用戶即便賬號被處罰封禁，也能輕易換號重新發布，無需承擔相關責任。為了提升受眾粘性，短視頻平臺持續推動算法技術的更新迭代。用戶更容易接收到自己感興趣、觀看時長更長的視頻，這雖增強了短視頻平臺與用戶之間的粘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信息傳播的廣泛性。尤其是在“黑紅也是紅”的錯誤觀念驅使下，一些人盲目地認為只要產生流量就能直接轉化為利潤，且違規風險相對較低，這變相誘導了部分短視頻創作者罔顧公序良俗與法律規則，選擇鋌而走險。而部分平臺方受短期利益誘惑，在流量經濟的浪潮中，對短視頻創作手段的合理性缺乏嚴格考量，存在“不問來路”的不當傾向。個別平臺受利益驅使，與病態“飯圈”、劣質網紅等形成了不當利益關聯，面對那些擾亂網絡秩序、飽受詬病的“流量小丑”，采取避重就輕的態度。[17]
短視頻審核的困境。短視頻審核的問題和困境主要表現為“無效審核”“過度審核”及“策略性審核”的并存。其一，無效審核。短視頻平臺的內容審核存在一定的疏漏，這種疏漏不僅源于相關審核人員的工作失職，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部分短視頻內容本身在審核邊界、審核倫理等方面存在模糊之處。與圖片和文字相比，視頻內容的審核難度更大，難以通過識別關鍵詞的方式對其中隱藏的復雜信息實現精準定位與篩除。目前，視頻內容審核主要依靠人工監管，但人工監管效率較低，難以閱盡海量信息，監管成本也較高。為了提高審核效率，一些平臺將大量短視頻的審核委托給人員流動性大、專業素養參差不齊的外包公司，致使平臺對視頻內容的審核把控不夠嚴格。此外，當前針對違規內容的處置絕大多數屬于事后治理，如刪除內容、封停賬號等，難以及時控制、消除違規短視頻帶來的負面社會影響。不少自媒體往往借助這個時間空隙散播謠言，在污染網絡輿論環境后迅速注銷賬號，以此逃避責任追究。其二，過度審核。短視頻平臺為積極響應監管要求，不斷強化內容審核工作。然而在這一過程中，部分平臺未能把握好尺度，進而引發了過度審核的問題，出現了“為審核而審核”的局面。目前流行的關鍵詞審核模式過于簡單且缺乏靈活性，只要短視頻中出現敏感詞便會被判定為違規，被“一刀切”處理，這往往是一種罔顧語境和上下文的審核方式。為了規避自身可能面臨的處罰風險，平臺往往采取更為嚴苛的原則開展審核，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優質內容的創作與傳播。此外，過度審核在審核時長方面也有所體現，對于熱點新聞類短視頻，冗長的審核流程極大影響了熱點新聞的時效性，導致信息發布延遲。這促使視頻創作者不得不采用一些隱蔽手段來規避審查，如通過修改話語表達模式、篡改字形等，這在一定程度上又使短視頻監管陷入審核無效與過度審核的惡性循環之中。其三，策略性審核。部分網絡平臺在平衡商業利益與管理部門監管要求的過程中，出現了“策略性審核”現象。在履行內容審查責任時，平臺雖在表面上遵循不斷細化更新的審查標準，但在實際審查時，卻存在執行標準不一致的情況。以2019年12月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印發的《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中違法和不良信息二分的審查清單為例，違法信息與不良信息在內容層面存在部分重疊情況，并且在實際操作中，二者的程度差異極難精準判定。比如，該規定第七條提及的“血腥、驚悚”以及“宣揚低俗、庸俗、媚俗內容”等不良信息范疇，雖與公眾對不良信息的普遍認知相符，然而在具體判定標準方面缺少明確的執行細則。[18]一些平臺便利用這些規則的模糊地帶，在審核時打“擦邊球”，以求平衡監管部門與內容生產者的要求。這種做法不僅破壞了內容審核的公正性與嚴肅性，也對網絡內容生態的健康發展造成了負面影響。
技術發展的“加速化”和算法的“黑箱化”。技術加速主義者認為，技術的加速發展能夠自動解決當下社會發展所引發的種種問題，技術在其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且這種加速態勢不可阻擋。[19]如今，技術競爭已經深度融入國際競爭中，其發展邏輯便是算法的“黑箱化”。由于算法本身具有高度的專業性和復雜性，除了少數算法設計人員之外，絕大多數外部人員既不了解算法的運作過程，也不清楚算法的理念和目標，更無從獲悉算法是依據怎樣的行動邏輯作出當前決策，確定算法責任歸屬問題及對其進行監督評估更是無從談起。因此，算法對于大多數人而言是一個神秘的“黑箱”。它是技術公司基于商業機密和算法保密原則而人為構設的一種“故意不透明”。[20]這種“故意不透明”客觀上為隱私侵犯、算法歧視等倫理問題提供了隱蔽空間，同時也加大了干預和監管的難度。國家相關部門針對包括短視頻在內的互聯網傳播行為，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和法律法規。然而，部分規定較為籠統，在細節方面缺乏明確的司法解釋，也在一定程度上給處于灰色地帶的自媒體短視頻生產提供了可乘之機。
主流媒體影響力受到挑戰。數智時代，人類與算法同時成為信息傳播的主體。在“媒體平臺化”與“平臺媒體化”的雙重趨勢下，部分主流媒體在話語方式、管理機制、評價體系等方面存在不足，傳播力、影響力有所下降，在一些領域形成了主流話語缺位的“真空地帶”。主流媒體在平臺化的浪潮中，既要遵循平臺所制定的商業邏輯與規則，同時還要遵守行政管理方面的規定，與新媒體在流量賽道上展開競爭。從如今各大主流媒體入駐短視頻平臺的情況來看，主流媒體在宣傳模式上轉型的決心有目共睹。然而在轉型進程中，部分主流媒體面臨融合困境。例如，在對重大社會事件的關注和民眾心態的體察上，部分主流媒體存在缺位現象，這進一步折損了主流媒體的影響力和公信力。[21]
共治、共融、共享：構建多維融合的短視頻協同治理體系
由上可知，短視頻文化的亂象源于多種因素，不能僅僅依靠單一的技術、制度或社會管理等“術”的手段，還需要從“道”的層面進行價值調整，并從協同共治的視角推動技術、制度和組織力量的深度融合，實現從“管控思維”向“協同共治”的轉變，構建可持續發展的數字文化生態。
重塑算法正義：智能化驅動與價值導向的結合。目前，各大互聯網短視頻平臺雖設有人工審核崗位，但人工審核條款中涉及傳播內容價值屬性判斷的相對較少，主要側重于內容的規范性與合法性審查。這種審核模式無法有效評估內容的社會價值、文化意義及倫理規范。因此，平臺治理需要突破單一的工具理性和被動管控的傳統模式，從“工具性治理”轉向“價值導向治理”。雖然技術能夠有效提高平臺管理效率，但若無適當的價值嵌入，很容易被單純的商業邏輯所左右，導致低俗化、情緒化內容的泛濫。因此，技術治理應將智能化驅動與價值導向相結合。
首先，短視頻平臺應推動流量分配方式多元化，避免對用戶偏好數據的過分依賴和迎合。當前算法推薦系統過度聚焦流量的最大化，高度依賴用戶的偏好數據，這種“點擊為王”的推薦模式容易催生信息繭房現象，加劇內容圈層化和極化，甚至引發群體間的隔閡對立。[22]對此，平臺應結合多維數據，如社會互動、文化背景、地域差異等，以增強推薦內容的多樣性和文化深度。此外，針對目前平臺中存在的流量與質量的失衡問題，平臺需要設計更為精細化的內容質量評價機制，融入原創性、專業性、真實性等評估標準，優先推送高質量視頻內容，積極發揮算法推薦的正向作用。
其次，短視頻平臺應提高算法的透明度。平臺應定期發布算法透明度報告，讓用戶清楚了解算法的推薦機制、決策過程以及背后的價值導向，增強社會公眾對算法的理解與信任，為算法推薦提供更為清晰的社會監督渠道。同時，平臺還可以引入第三方評估機制，借助獨立機構專業的審查與監督，有力保障算法推薦的公正性與公共性。此外，要著重強調將價值導向深度融入算法體系，采取更為主動且具前瞻性的價值導向治理策略，將正向價值觀巧妙嵌入算法之中，推動文化類與知識性視頻的優先推薦。
最后，短視頻平臺應重視算法設計和應用中的倫理要素。算法承載著設計者的價值觀，尤其是在短視頻平臺日益呈現基礎設施化特征的形勢下，算法的篩選機制、數據的處理方式以及用戶的互動模式都可能對社會產生深遠影響。當前，許多平臺的算法設計在倫理考量方面存在欠缺。對此，平臺有必要設立專門的倫理委員會，對算法開展全面、深入的倫理審查，以避免推薦系統產生帶有偏見性的內容或誤導性信息。同時，作為算法“靈魂”的締造者，算法工程師應具備基本的倫理意識，明晰算法設計對用戶和社會的導向作用。有研究表明，部分算法工程師對算法的倫理問題認知不足，專業倫理意識較為薄弱，這可能加劇算法的負面影響。[23]對此，平臺應加強對算法設計人員的倫理培訓，提升其社會責任意識和對倫理問題的敏感性。平臺還應定期開展倫理自查，并引入社會反饋機制，確保算法推薦始終堅守道德準則、嚴格遵循規范要求。
推進監管方式的差異化與精細化。審核部門作為短視頻平臺治理的中樞，其主要職責在于發現并處理違規內容，同時通過規范化的審核流程維護平臺生態的健康與穩定。現有的無效審核、過度審核和策略性審核等問題很大程度上源于平臺對自動化審核工具的過度依賴，欠缺基于實際情況的個性化、針對性判斷。對此，平臺應采用精細化的分類管理，針對不同類型的違規內容，制定差異化的審查標準，在法律框架內完善審核規范，推動審核制度從“被動響應”轉向“主動引導”，并通過規則優化和責任分配提升管理執行力。
信息層面：完善風險提示系統，設立全面的內容提示系統。當前短視頻平臺中的信息內容繁雜、質量良莠不齊。雖然以抖音、快手為代表的短視頻平臺都已設置“風險提示系統”，但從實際效果來看，此類安全提示在應對復雜的信息環境時，發揮的作用較為有限，難以滿足用戶對信息安全的需求。許多劇情類、生活類短視頻博主將自己的日常生活經驗作為初始腳本，通過后期加工，制作成搞笑、煽情的內容以獲取用戶關注，其中不乏低俗化、庸俗化和媚俗化的內容。這種虛實交織的短視頻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監管的“灰色地帶”，這類視頻雖以創作者自身經歷為藍本，但經過后期的策劃拍攝，其內容與實際情況的契合度已難以精準判斷，導致真假難辨。對此類視頻的監管應避免“一刀切”模式，需要采取精細化、動態化監管。平臺應升級風險提示系統，構建更為全面的內容提示系統，對人為策劃的內容添加諸如“此視頻為策劃拍攝”“此視頻為AI合成”等提示標簽，幫助用戶判斷內容真偽。例如，西瓜視頻通過設立正能量內容池，優先展示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優質視頻，這一做法為其他短視頻平臺提供了有益借鑒。[24]
創作者層面：拓寬傳統媒體話語空間，建立全平臺誠信機制。在數智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內容的創作者、消費者和監管者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多個角色可以相互轉換，這對傳統媒體和平臺方提出了新要求。要賦予傳統媒體更大的話語表達空間及自由度，創新對新媒體的監管思路，突破傳統媒體、新媒體“兩條線管理”的既有模式，擺脫單純以媒體屬性作為監管標尺的局限，將影響力、傳播力等核心要素有機融入監管指標體系，鼓勵傳統媒體積極發聲，同時強化新媒體的社會責任。針對普通用戶、自媒體、娛樂媒體等其他信息生產者，建立完善全平臺信息誠信機制。針對存在發布煽動性內容、擾亂網絡輿論環境等違法違規行為且情節嚴重者，平臺應將其列入全平臺黑名單，并嚴格落實全網跨平臺聯合封禁措施。
信息環境層面：構建平臺積分制與健康時間管理系統。當前，網絡治理工作中存在平臺管理與政府治理協同性不足的問題，平臺通常在政府介入后才開始跟進，自主規范意識較為薄弱。[25]對此，監管部門可實施平臺積分制，設立平臺公信力評估體系，賞罰并舉，根據平臺的內容治理表現和社會影響力進行差異化評分。若平臺對謠言等不良內容治理不到位、不及時，監管部門可扣除其相應積分，督促其完成全面整改，待重新學習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并達標后，再允許其繼續運營；情節嚴重的，直接扣除全部積分，無期限推遲運營。對于管理成效顯著的平臺主體，予以加分獎勵，并公布公信力排行靠前的平臺或企業；對傳播正能量內容、發揮輿論引導積極作用的平臺，給予適當的政策支持和宣傳獎勵，鼓勵平臺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在用戶使用管理方面，平臺有必要對用戶使用時長進行適度干預，尤其是娛樂性較強的短視頻平臺，更應在使用時長上設定合理的上限。雖然現有的部分短視頻平臺上線了“時間管理系統”，但這種基于用戶主觀意愿的措施大都形同虛設。平臺應積極探索實施具有一定強制性的干預措施，例如，某游戲應用的健康系統規定用戶在連續在線4小時、7小時后，會被強制禁賽15分鐘。短視頻平臺也可以借鑒此類模式對用戶的使用時長進行適度干預。
建立協同治理的網絡生態體系。當前，短視頻平臺治理過度依賴平臺自身管控，用戶在內容治理中的潛力尚未得到充分挖掘。要推動多方協同治理，進一步激活用戶潛力，并通過智能化工具進行輔助治理。同時，高度重視主流媒體在輿論引導中的作用，為平臺注入更多正能量，通過各方力量的協作來推動信息生態的優化與發展。
用戶賦權：構建多層次的用戶參與體系。平臺可以通過制定清晰的社區自律公約，明確創作者的行為準則，結合舉報和評價機制，實現用戶的自我監督與管理。為避免治理過程中出現“走過場”的情況，平臺可以對不同情境下的用戶提供個性化的激勵和約束機制。目前，多數短視頻平臺通過信用積分的方式，對活躍且行為規范的用戶給予一定的獎勵，對于惡意舉報、頻繁出現違規行為的用戶，則采取扣分、禁言、封號等措施進行懲戒。同時，平臺應繼續推動這一體系的動態化和個性化，使積分規則逐步涵蓋內容質量、原創性、互動性以及社會影響等方面，對于那些積極協助平臺治理、參與內容討論的社群建設者，平臺應給予更高的信用積分獎勵。此外，平臺可以通過線上培訓、推送知識普及視頻等形式，提升用戶對虛假信息、低俗內容、版權侵權等問題的識別能力。例如，定期開展“治理開放日”活動，邀請用戶與平臺管理者共同討論內容治理規則，進一步增強用戶對平臺治理體系的認同感和參與感。
人機協同：加強動態化內容審查與版權保護。在平臺治理中，技術與人工智能的協同作用不可忽視。算法擅長處理標準化、規則明確的任務，如自動識別色情、暴力等違規內容。然而，在面對復雜、模糊、帶有情感色彩或涉及文化差異的內容時，算法的判斷精準度可能不足。在這種情況下，人工審核專員可憑借自身的倫理判斷和文化理解能力，彌補算法漏洞，校正算法偏見，以此保障平臺治理規則執行的公正性。此外，平臺還可以借助用戶反饋來幫助算法進行持續學習和優化，審核員根據用戶的反饋調整算法模型，改進其推薦策略或內容審查規則，從而使治理系統更加智能和精準。針對短視頻內容中的版權侵權問題，平臺可以采用區塊鏈技術構建數字版權登記系統。區塊鏈技術能夠為每個短視頻作品提供獨一無二的數字標識，并將其內容與創作者信息、創作時間、版權聲明等信息一同記錄在區塊鏈上，這種不可篡改的特性使得創作者能夠快速證明作品的原創性。區塊鏈還能實時記錄和追蹤短視頻內容的轉載和分享等傳播路徑，幫助平臺迅速發現侵權行為。如視頻被未經授權的用戶轉載，區塊鏈系統能夠提供完整的內容使用歷史，為創作者精準定位侵權者并采取維權措施提供便利。平臺還可以結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倫理管理機制，建立生成內容的標記系統，對侵權內容設置流量限制或算法降權等措施，從源頭上遏制侵權行為。
多方協作：建立協同治理的網絡生態體系。有效的短視頻平臺治理需要多方參與，共同構建共治、共管、共融、共通的協同治理模式。首先，主流媒體應主動作為，通過深耕高質量內容來提升內容競爭力，重塑其在輿論場中的核心引領地位。同時，結合短視頻平臺的特點，采用互動性的傳播形式，以大眾喜聞樂見的方式來展現嚴肅議題，精心打造兼具社會價值和傳播價值的短視頻內容。此外，注重與短視頻平臺的合作，依托算法推薦和平臺資源，擴大優質內容的覆蓋面，提升對公眾輿論的影響力。其次，政府部門需在治理過程中提升公信力和影響力。借助專家資源和社會力量，優化政策宣傳的方式，注重通俗化解讀，使政策內容更貼近民生熱點。為進一步鞏固主流價值觀，政府應充分發揮政策引導作用，優先推薦正能量內容，提升優質內容的傳播效果，助力塑造理性、科學且兼具多維視角的輿論生態。最后，平臺應設立治理議事會，邀請政府監管部門、行業規范制定者、用戶代表等多方力量參與規則制定。通過構建透明度評估機制與開展定期反饋，確保治理的有效性與公平性，形成一個多中心、相互支持的治理體系。
結語
短視頻平臺文化亂象頻出，背后折射出短視頻媒介形態的局限、平臺治理的短板以及社會價值觀的多重張力。面對以上挑戰，我們需要秉持更加開放、包容的心態。從網絡文明生態的角度來看，所謂的美與丑、真與假、善與惡都是相對的，也是相互依存的，底線和標準雖是必須的，但過度追求純粹往往適得其反，導致僵化。如果缺乏多元、共享、共治的理念，網絡治理容易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困境。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使用“亂象”一詞來概括短視頻文化發展的特點，或有言過其實之嫌，之所以這樣表述，旨在對短視頻的野蠻生長狀態“潑點冷水”，并非將短視頻視為阻滯社會文化發展的“癥結”。恰恰相反，短視頻在信息資訊、商業娛樂、政治參與等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媒介賦權功能。只不過，短視頻行業需要在經濟利益與社會責任之間尋求更好的平衡點。短視頻平臺治理不僅僅是應對亂象開展的“技術修復工程”，更要將價值引領巧妙且有效地融入治理體系。一個開放、包容和強大的社會，不應懼怕文化現象中的雜音，而應勇于正視其背后折射的真實問題，兼收并蓄地吸納多方聲音，通過動態治理與多維協同，多元、共享、共治、共建、共融參與文化建設，構建開放文明的數字生態，使互聯網這個最大的變量成為我們事業發展的增量。
（本文系研究闡釋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專項“推進新聞宣傳與網絡輿論一體化管理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4ZDA084）
注釋
[1]《〈中國網絡視聽發展研究報告（2024）〉在蓉發布》，2024年3月28日，http://www.cnsa.cn/art/2024/3/28/art_1977_43660.html。
[2]李靜：《辯證地看待“萬物皆可短視頻”現象》，《光明日報》，2024年5月25日，第9版。
[3]彭蘭：《短視頻：視頻生產力的“轉基因”與再培育》，《新聞界》，2019年第1期。
[4]李白楊等：《人工智能生成內容（AIGC）的技術特征與形態演進》，《圖書情報知識》，2023年第1期。
[5]朱杰、崔永鵬：《短視頻：移動視覺場景下的新媒介形態——技術、社交、內容與反思》，《新聞界》，2018年第7期。
[6]田浩：《文本療愈：數字新聞業的情感化敘事及其介入性效應》，《新聞與寫作》，2023年第7期。
[7]李良榮、徐曉東：《互聯網與民粹主義流行——新傳播革命系列研究之三》，《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
[8]《離婚賣房產，出國討生活，統一文案、量產視頻的背后到底有什么秘密？｜云辟謠》，2024年12月11日，https://www.163.com/dy/article/JJ55847C0514D3UH.html。
[9]馬歇爾·麥克盧漢：《媒介即按摩：麥克盧漢媒介效應一覽》，何道寬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6年，第6頁。
[10]林凡、林愛珺：《打開算法黑箱：建構“人-機協同”的新聞倫理機制——基于行動者網絡理論的研究》，《當代傳播》，2022年第1期。
[11]計卓琳、吉久明：《網絡用戶情感繭房形成的影響因素研究》，《現代情報》，2024年第3期。
[12][13]《重慶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郭小安：沒有思考何談表達？警惕短視頻語言破壞邏輯思維》，《中國青年報》，2024年2月27日，第7版。
[14]彭蘭：《短視頻：視頻生產力的“轉基因”與再培育》，《新聞界》，2019年第1期。
[15]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87頁。
[16]阿里研究院：《短視頻留住消費者需要幾秒？》，2021年1月7日，https://www.shangyexinzhi.com/article/3183637.html。
[17]長安街知事：《網絡主播的門檻到底在哪？》，2023年9月22日，https://news.bjd.com.cn/2023/09/22/10572041.shtml。
[18]何林翀：《網絡平臺內容審查的制度邏輯與路徑優化》，《理論月刊》，2024年第1期。
[19]劉永謀、伍銘偉：《智能革命與加速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24年第4期。
[20]譚九生、范曉韻：《算法“黑箱”的成因、風險及其治理》，《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
[21]蔡雯：《5G時代新型主流媒體的機遇與責任》，《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9年第21期。
[22]丁曉蔚、王雪瑩、胡菡菡：《論“信息繭房”矯治——兼及大數據人工智能2.0和“探索—開發”模式》，《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
[23]袁帆、嚴三九：《模糊的算法倫理水平——基于傳媒業269名算法工程師的實證研究》，《新聞大學》，2020年第5期。
[24]陳曄：《2018年我國短視頻監管與治理》，《新聞愛好者》，2019年第6期。
[25]呂鵬，王明漩：《短視頻平臺的互聯網治理：問題及對策》，《新聞記者》，2018年第3期。
責 編∕張 貝 美 編∕梁麗琛
The Disorderly Development of Mobile Short Videos and Strategies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Guo Xiaoan
Abstract: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mobile short videos have become deeply embedded in public daily life and emerged as a fundamental infrastructure of digital civilization. However, their rapid growth has also triggered various cultural disorders. The root causes are multifaceted, encompassing the media attributes of short videos,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technologies, platform regulatory approaches, inherent flaws in grassroots culture, and exist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group mentalities. The governance of short video platforms can be advanced from both "technique" and "principle". While strengthening standardized and transparent institutional management, it is essential to integrate mainstream values into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hance platform stakeholders' capacity for participation and co-governance, and shift from a "control-oriented mindset" to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is approach aims to foster a sustainable digital cultural ecosystem.
Keywords: digital intelligence, mobile short videos, cultural disorder, platform govern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