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古代基本計時制度主要有十六時制和十二時制兩種。其中，十六時制至遲在殷墟時期已經存在，秦漢時期發(fā)展成為法定的等間距計時制。十二時制發(fā)端于春秋末期，魏晉以降十二時制才逐步取代十六時制，唐宋至明清通行十二時辰之制。歷代王朝都設有專門的職官負責授時，用晷儀測時，以漏刻守時，通過鐘鼓樓報時，來維持統(tǒng)一的地方時間。計時制度的確立，對官方禮儀朝會和民眾飲食起居的日常安排，意義重大。

【關鍵詞】十六時制 十二時制 測時 守時 報時 【中圖分類號】P19 【文獻標識碼】A

計時制度不僅包含一天之內的時段劃分、時段序列和各個時段的稱謂等基本常識，也涉及時間的測量、日界的劃定等天文歷法技術，屬于較為復雜的專門知識。早在秦漢時期，我國已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等間距計時制度，而西方直到十三世紀機械鐘出現才能做到等間距計時。

計時制度既關乎禮儀朝會等國家政治活動的安排，也與普通民眾飲食起居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新近出土的西漢《朝律》，明確規(guī)定參與朝會者須在平明（旦）之前進宮，錯過這個時間將被拒之門外。時稱與民眾日常生活相關的詩文更是俯拾皆是——“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五更一盂粥，辰時一頓飯”。時至今日，吟誦這些膾炙人口的詩句，仍能體味到古人恬淡靜謐的生活氛圍。

兩種基本的計時制度

早在殷商時代，我國就產生了十六時制，而十二時制則是在秦漢之際，由于歷法測定的需要才出現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兩種時制并行，十二時制逐步成為主流，唐宋以后十二時辰計時制度最終確立下來了。

不考慮大汶口文化中的文字符號，殷墟時期的甲骨卜辭中已經出現了最早的計時用語。宋鎮(zhèn)豪先生對甲骨文中涉及時稱的32個詞語進行了系統(tǒng)的研究，認為商代實行“分段紀（計）時制”，一天分為16個時段。卜辭資料表明，在殷墟時代的各個時期，不同時段的時序尚不穩(wěn)定。這說明商代是十六時分段計時制的形成初期。西周時期的時制缺乏系統(tǒng)的資料，無從稽考。

到了秦漢時期，十六時制的時稱和時段劃分更加規(guī)范。放馬灘秦簡《日書》“生子”篇中有完整的十六時稱，依次為：平旦、日出、夙食、暮食、日中、日過中、日昃、日下昃、日未入、日入、昏、夜暮、夜未中、夜中、夜過中、雞鳴。由于一年之中晝夜長短不均衡，在不考慮晨昏蒙影的情況下，只有春分、秋分晝夜時長均等。春分以后日漸長夜?jié)u短，到夏至時，日最長夜最短，秋分以后日漸短夜?jié)u長，到冬至時，日最短夜最長。

如此一來，十六時制中，從“日出”到“日入”的時間長度在不同季節(jié)會有很大的差異，各個時段的時長自然就不能保證均等。睡虎地秦簡《日書》和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都有一份反映一年之中各月晝夜時長消長的“日夕表”，其內容為：“正月日七夕九，二月日八夕八，三月日九夕七，四月日十夕六，五月日十一夕五，六月日十夕六……”這里的“日”指白晝，“夕”指夜晚，數字表達了晝夜之間的時間比例，對應于天文學上的晝夜弧長之比。需要說明的是，武家璧的研究表明，“日夕表”中的數據是以地平坐標系為基準的，反映的是太陽在地平圈上投影移動的情況。《淮南子·天文訓》把這十六個點稱之為“九州七舍”。

西北地區(qū)出土的漢簡中存在大量的十六時制的稱謂，顯示出這一地區(qū)也像當時的內地一樣，實行十六時制。簡牘文書中有相當數量的官方文書信函傳遞記錄，原簡清楚表明一時行十里、“一日一夜行百六十里”（《居延新簡》E.P.S4.T2：8）。按照當時的律令，符合“一時十里”的為“中程”，超過時間的為“不中程”，需要受到嚴厲的懲處。顯然，每時的時長應該是相等的，否則，這樣的規(guī)定很難執(zhí)行。這表明，十六時制在漢代經歷了一個規(guī)范化的過程，并最終成為官方民間通用的法定計時制度。

十二時制與十二辰有關。“辰”的本意是指日月交會，一年十二個朔望月，日月在天空交會十二次。在春秋時期，就有將天穹沿赤道帶十二等分的做法，用十二地支命名，稱為十二辰，即為我們日常講的“時辰”。十二時制是一種等時系統(tǒng)，在西漢后期為官方負責天文歷法的專業(yè)人員使用。

十二時制最先出現在《論衡》一書中，以前的學者基本都認為直到西漢才出現。但上溯其源，戰(zhàn)國后期已見端倪。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簡中就有完整的十二時記錄，根據同出的其它簡文補足殘缺后為：“[雞鳴丑、平旦]寅、日出卯、食時辰、暮食巳、日中午、[日昃]未、下市申、舂日酉、牛羊入戌、黃昏亥、人定[子]”。2006年公布的、時代上屬于西漢景帝朝的孔家坡漢簡也有類似的記錄，印證了十二時制從戰(zhàn)國后期到西漢時期的演變過程。不過，這些材料均來自數術文獻《日書》。說明這一時期，只有術士出于擇吉的需要，在小范圍內使用十二時制。

從東漢以后到隋唐以前的六朝時期，十二時制逐步發(fā)展，最終取代十六時制。東漢王充的《論衡·譋時》云：“一日之中，分為十二時，平旦寅，日出卯也。”這是文獻中明確記載的十二時制，從中可以看出，“平旦”是一天的開始，這與十六時制中以“平旦”為日界是一致的。晉代的杜宇在作《春秋左傳集解》時，曾提到的時稱有：平旦、日出、食時、隅中、日中、日昳、晡時、日入、黃昏、人定、夜半、雞鳴。這些稱謂基本都是從十六時制中選取的，一部分描述太陽一天之中的方位變化，一部分描述普通民眾的飲食起居。

十二時制與十六時制有一個細微的差別，后者的時稱為官方民間通用，而前者因為可以與十二辰整齊匹配，一般民間多用時稱，官方多用“辰”。清代學者羅振玉曾在日本江戶書鋪得到過一本唐寫本《卜筮書》，文中的時稱和“辰”混用。敦煌文獻中有白侍郎所作十二時行考，文中將十二時稱與十二“辰”一一對應起來，即：夜半子、雞鳴丑、平旦寅、日出卯、食時辰、隅中巳、正南午、日昃未、晡時申、日入酉、黃昏戌、人定亥。

這表明，十二時辰計時制度在我國的唐代已規(guī)范地確定下來，此后為宋元明清歷代所承襲。而十六時制，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現已少為人知了。

晷漏測時與百刻之制

不論十六時制還是十二時制，都是民用的歷法時間，依靠歷算家授時，但歷算家又是如何守時的呢？根據《周禮·夏官司馬》的記載，我國早在周代就有專門守時的職官挈壺氏。據《史記·司馬穰苴列傳》所載，司馬穰苴曾與監(jiān)軍莊賈約定日中時會于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這是使用漏刻的最早記錄，大致在春秋末。據《漢書·律歷志》記載，至遲在西漢時期，古人就已經掌握了精度較高的晷漏測時守時技術。

晷漏包括日晷和漏刻，是相對較小的天文儀器，也為民間所用。日晷通過測定太陽在白天的運行位置確定時刻，因而所得為真太陽時。目前存世的西漢日晷有兩件，一件出土于內蒙古托克托地區(qū)，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另一件出土于河南洛陽金村，現藏加拿大多倫多博物館。這兩件石質日晷形制基本相同，呈方形，在一面刻有兩個大小不等的同心圓。從圓心沿徑向刻劃出的射線將圓周百等分，但只有69條射線實刻，其余約三分之一圓面留白，圓心有一小孔，可立一小型表，與板面垂直。

要用日晷正確測定時刻，首先需要南北正向放置，并使穿過板面圓心的小表指向南北極，圓面與天赤道平行，習慣上將這樣放置的日晷稱為赤道式日晷。太陽周日視運動軌跡與赤道平行，表在圓面上的投影隨太陽時角的變化勻速移動，利用69條射線便能很方便地讀出相應的時刻。兩條射線之間的弧度為圓周的百分之一，顯然這是百刻制的測時儀器。與后世的星晷和月晷不同，日晷以太陽為觀測對象，僅限白晝使用，因此圓面刻劃有69條射線，約占圓周的三分之二強，能夠滿足夏至時的最長白晝使用。

我國的赤道式日晷是宋以后才出現的。在此之前，即便像渾儀這樣復雜的天文儀器，測定日內時刻的刻度也是刻在地平環(huán)上的。這說明唐以前的歷算家不是通過赤道圈上的時角，而是地平圈上的方位角來測量時刻的。直到北宋，于淵、周琮制造的皇祐新儀上，才把百刻線刻在赤道環(huán)上，這也與宋代出現赤道式日晷相吻合，說明這一時期的歷算家才有了沿赤道方向度量時角的認知。正因為如此，大多數學者認為這兩件西漢日晷應屬地平式。地平式日晷除過正午太陽上中天的時候能夠準確測定當天的午正時刻（相當于現在的中午十二點零分零秒），其它時刻都不夠精確，整個時刻是不等間距的，而漏刻則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這可能也是我國古代漏箭技術發(fā)達的原因。

聲勢浩大的太初改歷在我國歷法發(fā)展史上影響深遠。漢武帝親自下旨，讓參與改歷的歷算家重新測定各種天文數據。在測量時就使用了晷儀和漏刻這樣的天文儀器。晷儀即上文提到的地平式日晷，用來測定一日午正時刻，以便校正漏刻的誤差。漏刻由漏壺和刻箭組成，目前發(fā)現最早的西漢實物有“興平銅漏”“滿城銅漏”“千章銅漏”“巨野銅漏”共四件，均為銅質。刻箭由竹木做成，難以留存下來。后代的圖錄中多收有漏刻，如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式法帖》中的丞相府漏壺。

各種漏刻雖然形制迥異，但基本原理和結構是一致的。一般刻箭插在一個很小的木質浮舟上，置于漏壺之中。漏壺分為兩種類型，一種為受水型，稱為浮箭漏；另一種為泄水型，稱為沉箭漏。漏刻采用百刻制，即一個晝夜共一百刻。刻箭上除過刻線，還會注明日出、日中、日沒等時稱。由于一年四季中晝夜長短不等。冬夏兩至相距半年時間，約一百八十天，晝夜各相差二十刻，平均每九天增損一刻，需要更換一次注記時稱不同的刻箭，因此全年共用箭四十一枚。到了東漢時期，人們采用了每節(jié)氣更換兩支箭的做法，全年共用箭四十八枚。由于種種原因，這種漏刻的誤差在半刻左右。

為了提高精度，東漢時發(fā)明了多級漏壺，以浮箭漏為例，受水壺上邊有一個供水壺，為受水壺提供水流以促使漏箭浮起。為了確保供水壺出水速度恒定，在供水壺上面再放置一個補償壺，不斷為供水壺補水，使供水壺總是處于“滿水”狀態(tài)，從而保準出水流速穩(wěn)定。經過改良后的計時精度進一步提高。有人經過研究，認為宋代的多級漏刻精度已達到2分鐘左右。這種守時技術一直沿用到了清代。由于民間習用的十二時辰之制和百刻計時之間不能整數換算，幾經調整，直到清中葉改為九十六刻。每日十二時辰，每個時辰八刻，一直沿用到現在，每小時四刻，一晝夜二十四小時共九十六刻。

為了將測定的時間播報出去，我國歷代政府設有專職官員。以宋代為例，在欽天監(jiān)下設有挈壺正，負責京城范圍內的時間播報。在文德殿東廡設置漏刻以守時，在宮殿內建鐘鼓樓以報時，每刻擊鼓一次，每個時辰擊鼓15聲為正。以木制契牌為放鼓的依據，放鼓契發(fā)出后，禁門外即刻擊鼓，京城各衙門隨即擊鼓。由此在京城內就構建了以皇宮漏刻為準的統(tǒng)一時間系統(tǒng)。各個地方城中一般也設有鐘鼓樓，其功能與京城中的相仿，屬于地方報時機構。

這樣就形成一套測時、守時和報時系統(tǒng)，日晷測時以不斷矯正漏刻，漏刻有專人負責，用于守時，而鐘鼓樓則負責報時。此外，古人還特意將夜晚分為五更，每更五點，逢更逢點通過鐘鼓樓播報。但由于一年之內每個夜晚長度不同、且差距較大，五更的時間間距在不同季節(jié)差異明顯，只能視為一種夜晚專用的輔助計時制度。

（作者為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學者個人項目“中國早期歷法認知體系形成過程研究”（23VJXG002）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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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陳楠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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