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問：賈敬遠 江蘇省鎮江市京口區委書記
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國際工商界代表時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將著力破解市場準入中“大門開、小門不開”的具體問題，讓外資企業在我們已經開放的領域“既準入又準營”。請問，“大門開、小門不開”的具體問題體現在哪里？如何讓外資企業“既準入又準營”？
解讀：劉志彪 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發展研究院常務院長、教授
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國際工商界代表時指出，我們將著力破解市場準入中“大門開、小門不開”的具體問題，讓外資企業在我們已經開放的領域“既準入又準營”。這一要求直指如何把開放的大門繼續開大、如何實質性降低市場準入門檻等核心命題。在當前美國特朗普政府發動全球貿易戰，特別是對中國施以各種極限施壓策略的情況下，破解市場準入中“大門開、小門不開”問題，讓外資企業在已開放的領域“既準入又準營”，其改革緊迫性之強、發展意義之重大不言而喻。
重塑新形勢下開放格局的戰略選擇
面對全球產業鏈深度調整與單邊主義抬頭的雙重挑戰，亟須以制度型開放破局突圍。我國正著力打通高水平開放的關鍵堵點，在破解外資撤離困局、釋放14億多人口消費潛能、重塑全球經濟治理話語權的戰略實踐中，開辟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升級路徑。
主動應對全球價值鏈重構挑戰。2025年1——2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同比下降20.4%，盡管高技術產業外資呈現結構性亮點——如智能消費設備制造業增長40.7%，但傳統領域外資外流壓力自疫情與中美貿易摩擦疊加以來持續存在，并在當前又呈現出一些新態勢：特朗普政府肆意濫用關稅手段，破壞國際經濟秩序，外資依托中國制造優勢實施出口導向的傳統發展路徑面臨根本性挑戰。若再不能有效破除吸引外資的隱性壁壘，或將引發制度型開放滯后、跨境資本流動失衡、外向型經濟動能衰減、高質量發展目標受阻的系統性風險傳導鏈。
釋放超大規模市場的潛力優勢。我國雖然擁有14億多人口、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構成的全球最大消費市場，以及全球最完整、開放度極高的工業體系，但服務業對外開放仍存在結構性短板，如在醫療、教育、數據等民生領域滲透率低。考慮到我國居民服務消費支出占人均消費支出的比重為46.1%，而服務業既是發達國家的核心競爭優勢領域，亦是亟須通過開放提升競爭力的重點方向。破除“準入不準營”制度梗阻，擴大電信、教育技術培訓、管理咨詢、醫療健康服務等領域的制度型開放試點，將直接回應外資企業對參與中國企業服務與民生改善的核心訴求。此舉不僅可通過引進國際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助推中國產業轉型升級，還可同步釋放國內消費升級的規模效應。
深度融入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系統性變革。特朗普政府發動的全球關稅攻勢已嚴重削弱WTO多邊機制功能，凸顯建立與完善新的國際經貿聯盟與規則的戰略意義與價值。例如，創造條件加速對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等高水準協定，這將有效對沖高關稅對外貿的負面影響。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新興國際經貿聯盟均要求成員國實施全面實施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并在數據跨境流動、金融服務開放等領域設定嚴格標準。要深度參與新一輪全球經濟治理變革，必須通過破除隱性制度壁壘獲取國際經貿體系參與資格，進而增強規則制定話語權。
制度創新與技術賦能雙重驅動
在開放實踐中，“大門開、小門不開”“準入不準營”現象本質在于制度型開放觸及深層利益格局調整。改革本質上是破除既得利益藩籬的制度博弈。歷經40余年改革開放積淀，我國已具備以國家戰略為導向、以數字治理為支撐的降壁壘改革基礎：既有完整工業體系形成的虹吸效應，又有數字化轉型創造的監管能力。
我國的經濟機制與政策框架經過長期的、系統的制度創新，得以基本成型并可以支撐零壁壘改革。表現之一是負面清單管理持續深化。全國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已從2013年的190條縮減至2024年的29條，制造業領域實現了全域開放。自貿試驗區通過“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正在破解“深層梗阻”。如上海自貿試驗區允許外資認證機構平等參與市場，外資企業依托國際技術優勢快速拓展業務。表現之二是法治化營商環境持續完善。除了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法律基本完善之外，我國這些年開啟了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進程，針對市場進入的制度壁壘，已經從規則統一、政策一致的行動中進行了多輪清除。最近，最高人民法院通過發布各類典型案例，如燃氣經營許可糾紛，明確“非禁即入”原則；市場監管總局2025年對杜邦中國啟動反壟斷調查，彰顯“內外資一視同仁”的執法態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確立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將地方試點經驗上升為國家法律。
數字化技術賦能更加深入開放的制度選擇。如審批流程智能化重構“一網通辦”平臺，實現了外資企業登記注冊、項目備案、許可證申請全流程線上化。各地市通過智能審批一體機實現外資登記“秒批秒辦”，外籍投資人可通過“刷臉”完成實名認證，顯著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再如國家網信辦發布的《促進和規范數據跨境流動規定》指出，在自貿區試點“負面清單”管理，允許清單外數據自由流動。許多省市建設的數據跨境流動公共服務平臺2.0版，實現了業務全程線上辦理，幫助企業合規大幅度降低成本。
對標CPTPP規則進行創新，我國已經有一些重要經驗。如中國在金融開放領域試點“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允許外資金融機構平等參與綠色金融市場，并推進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試點拓寬外資投資渠道。同時，參考歐盟《外商直接投資審查條例》，建立跨部門協同審查機制，平衡開放與安全。再如最高人民法院通過行政訴訟案例，明確禁止地方政府以“規劃調整”“資質限制”等名義排斥外資。
破解具體問題的挑戰與政策突破
制度性進入壁壘是我國經濟轉型中遇到的特殊問題，也是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體制性現象，是建立高水平開放型經濟中遇到的長期頑疾。當前要解決這些難題，在實踐層面仍面臨三個挑戰。一是地方保護主義的慣性。現在某些地方政府仍違規要求投標企業“本地注冊”“捆綁國企”。這種現象需要通過中央督查與司法審查來強化政策剛性約束。二是規則對接的復雜性，如CPTPP對數據跨境流動、勞工標準等提出嚴苛要求，需分領域加大制度性改革的力度。三是技術監管能力不足，數字經濟時代的外資準入，需平衡安全與效率，為此應加快構建“沙盒監管”“區塊鏈存證”等新型監管體系。解決上述問題，需從政策、法治、服務等多方面入手建立系統化、立體式的管理體系。
強化政策執行監督，建立“中央——地方”協同落實機制，確保各類開放承諾落實落地落細。要通過定期專項督查，如“外資準入落實情況百日行動”，對地方政府執行負面清單情況進行核查，對變相增設準入限制、拖延審批等行為實施問責。
通過完善法律法規，消除各種細部的隱性壁壘。一是細化負面清單配套規則。針對2024年版負面清單取消的制造業限制，地方政府要同步出臺辦理指南，明確登記注冊、項目備案、許可證申請的具體流程和材料清單，避免政策執行“碎片化”。二是推動標準制定開放透明。建立外商投資企業標準化協作平臺，允許外資企業平等參與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制定，解決“標準不透明”問題。
優化審批流程，提升準入效率。一是推行極簡審批與告知承諾制。自貿試驗區試點“準入即準營”，對負面清單外領域，企業憑營業執照即可開展經營，無需額外審批；對清單內非禁止事項，實行“企業承諾+事中事后監管”模式，減少審批環節；對清單外業務允許企業自主變更經營范圍，無需行政許可。二是數字化服務與跨域通辦。建設覆蓋省、市、縣三級的營商環境投訴服務系統，實現外資企業投訴“在線提交、全程追蹤、結果公示”，提高受理投訴事項按時辦結率。
維護公平競爭，打破壟斷與地方保護。加大反壟斷執法力度。無論內資還是外資，外企還是民企、國企，只要違反反壟斷規則和進行了不公平競爭，都要對其啟動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的調查，以彰顯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的執法態度。通過“處罰+整改”雙軌機制，倒逼企業合規經營。同時，消除地方保護主義。這涉及地方政府職能和行為方式的改革。
強化服務保障，解決準營痛點。通過構建數據跨境流動便利化機制與促進外資企業服務提質升級雙軌并進，著力強化營商服務保障，精準破解企業準入后運營難題。如商務部建立外資企業圓桌會議制度，2024年以來協調解決600余件企業訴求，涉及市場準入、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設立外資服務專班，為跨國企業提供產業鏈整合、政策對接等定制化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