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假期，我踏上了探訪保定直隸總督署的旅程。踏入這座古老的建筑群，飛檐斗拱在歲月的侵蝕下依舊氣勢恢宏，古柏蒼郁挺拔，仿佛在默默訴說著往昔的故事。就在這充滿歷史厚重感的氛圍中，一塊歷經風雨洗禮的石碑瞬間吸引了我的目光，讓我不禁駐足良久。這塊石碑上鐫刻著孫嘉淦所撰的《居官八約》，僅有四十二字的官箴，以其文言特有的凝練之美，將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中“修身、齊家、治國”的邏輯鏈條，具象化為可觸可感的為官準則。當我們拂去歷史的塵埃審視這份精神遺產，會驚覺其與當代中國政治文明建設的深層共鳴——它不僅是刻在石碑上的古老誡命，更是照進現代治理的精神火炬，在全面從嚴治黨的時代語境下，重新詮釋著為政者的價值坐標。
石碑上“不茍取于民，不擾民利；不徇私情，不營私利”的箴言，像一幀穿越時空的全息影像，映照著古今清官的共同底色。孫嘉淦在山西巡撫任上取消釀酒禁令的故事，看似是打破陳規的改革實踐，實則是“民利至上”執政理念的生動注腳。當他頂著“破壞鹽政”的壓力深入民間，看到的不是僵化的條文，而是百姓因禁酒導致的生計困頓，這種“視民如傷”的共情力，恰是當代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歷史先聲。
與同時代官員“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潛規則相比，孫嘉淦的“馬車載磚”堪稱行為藝術般的自證：離任時用磚塊冒充金銀裝載回鄉，既是對官場貪腐生態的無聲抗議，更是對“官聲重于宦囊”的價值堅守。這種對官員形象的高度自覺，在新媒體時代轉化為“打鐵必須自身硬”的時代要求——當權力運行置于聚光燈下，黨員干部的一言一行都在書寫著執政黨的《廉潔白皮書》。從查處“微腐敗”到“打虎拍蠅”，從中央八項規定到《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新時代的廉政建設正以制度剛性，將傳統官箴中的道德自覺升華為治理體系的有機組成。
在保定古碑前駐足，會發現“清費廉取”四字的筆畫特別深峻，仿佛刀工刻意加重的警示。這讓我們想起焦裕祿“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殊化”的家規，想起谷文昌“不帶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為人民”的誓言。跨越三個世紀的精神對話中，“廉潔奉公”的政德標準始終未變，變的是從個人修養到系統施治的治理升級，不變的是“權力來自人民、服務人民”的根本宗旨。
治理永定河的草壩工程，是孫嘉淦務實擔當的最佳注腳。當同僚沉迷于“根治水患”的宏大敘事，他卻選擇“束水攻沙”的草壩方案，看似簡陋的工程設計，實則蘊含著“把錢花在刀刃上”的治理智慧。這種拒絕形式主義、直擊問題本質的務實作風，在當代“放管服”改革中找到了新的實踐場域——從“最多跑一次”到“不見面審批”，從“政策紅包”精準滴灌到民生工程“清單化”推進，都是對“言刪其無用，事止于能去”的創造性轉化。
在官箴文化中，“擔當”從來不是匹夫之勇，而是“計利當計天下利”的格局。孫嘉淦“敢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在新時代轉化為“狹路相逢勇者勝”的深化改革決心。從脫貧攻堅一線黨員“不獲全勝決不收兵”的誓言，到疫情防控中干部“我是黨員我先上”的擔當，我們看到的正是“不屈于權、不懼于直”的精神血脈在當代的激情奔涌。
碑刻末句“功藏于無名”的留白處，仿佛凝結著中國士大夫 “君子不器”的哲學智慧。孫嘉淦深知，真正的政德修養不在人前作秀，而在獨處時的慎微慎獨。這種“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的自律意識，在碑刻中化作“慎獨”的精神密碼——當他在官署書房秉燭批閱時，當他在巡視途中拒絕地方官宴請時，踐行的正是“暗室不欺”的道德自覺。這種內在修養的最高境界，與《禮記·中庸》“慎其獨也”的千年古訓遙相呼應，構成中國政德文化的核心基因。
在現代治理語境中，“慎獨”獲得了新的時代內涵。當權力監督從“八小時內”延伸到“八小時外”，從制度約束深化到思想自覺，黨員干部的“自我革命”意識便成為政德建設的關鍵變量。就像古碑在無人處依然矗立，政德修養也體現在“無人監督時”的堅守——拒收一包土特產的操守，退回一張購物卡的自覺，拒絕一次特權便利的清醒，都是“慎獨”精神的現代演繹。這種內在約束與外在監督的辯證統一，正是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的深層邏輯。
“居官之所恃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儉。”清代學者的注解為碑刻作了精妙闡釋。孫嘉淦的“儉”，不是簡單的生活樸素，而是對物欲的主動超脫，對精神境界的自覺追求。這種“儉以養廉”的智慧，在“打虎拍蠅”的反腐實踐中得到印證——那些陷入腐敗泥潭的官員，往往始于對“小便宜”的失守，終于對初心的背棄。反觀焦裕祿的補丁衣服、孔繁森的“捐薪養孤”，他們用一生詮釋著“清廉自守”的政德境界，讓古碑上的箴言成為永不褪色的精神路標。
走出總督署的碑刻長廊，古柏的陰影在石階上投下斑駁光影，恍若歷史與現實的疊影。《居官八約》的現代啟示，絕不是簡單的古今對照，而是在文明傳承中實現創造性轉化：當“心系百姓”轉化為“脫貧攻堅”的駐村日記，當“務實高效”具象為“基層減負”的政策文件，當“剛正不阿”升華為“刀刃向內”的改革勇氣，傳統官箴便完成了從歷史文本到實踐指南的華麗轉身。
這種轉化的關鍵，在于把握傳統政德的核心理念與當代治理的內在契合。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從“為人民服務”到“以人民為中心”，從“兩個務必”到“全面從嚴治黨”，我們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不斷激活傳統政德的現代性因子。就像古碑在修繕中既要保護歷史原貌，又要融入現代展陳技術，政德建設也要在守正中創新——既要傳承“慎獨”“清廉”“擔當”的核心價值，又要構建符合新時代要求的制度體系、話語體系和實踐體系。
站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點回望，古碑上的政德密碼依然清晰：它告訴我們，為政之道體現在“一枝一葉總關情”的民生關切里，落實在“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務實行動中，升華在“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追求上。當我們將《居官八約》的精神養分融入新時代政德建設，就等于在歷史與現實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讓古老的智慧在現代治理中綻放新的光芒。
暮色中的碑刻漸漸融入蒼茫，而孫嘉淦的精神卻在新時代的晨光中愈發清晰。這或許就是傳統文化的永恒魅力：它從不因時光流逝而褪色，反而在時代的淬煉中更加璀璨。當我們以敬畏之心守護這份精神遺產，以創新之力激活其現代價值，就能讓古碑上的政德清音，永遠回響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成為激勵廣大黨員干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不竭動力。這，正是《居官八約》跨越三個世紀的時代回響，也是我們對歷史最好的致敬與傳承。（程玉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