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早年在京師與王源、姜宸英論學，以“學行繼程、朱之后，文章介韓、歐之間”（王兆符《望溪先生文偶抄序》）為行身祈向，遂在道統與文統兩個層面為桐城派確立了“家法”。從“繼”與“后”看，桐城派顯然是尊奉程、朱之學為正統，而“介”與“間”則表明桐城派雖然以韓愈、歐陽修為師法對象，但仍有調和兩家以取長補短的意味。在桐城派作家看來，韓愈與歐陽修的古文應該是兩種不同類型的典范。這兩種典范被桐城派作家視為可以調劑的資源，經轉化后，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桐城派乃至清代文壇的構建。
學界已經注意到唐宋文在清初逐漸超越秦漢文、六朝文，成為文章的“正體”，這既與唐宋文原于道、生于心、精于法的內在特征有關（郭英德《唐宋古文典型在清初的重構》），也與清初推尚經世致用的文化思潮及推行清真雅正的文風相契合。桐城派自覺以唐宋文為師法對象，這既是順應時代潮流的表現，也不排除以唐宋古文為時文尋求科舉成功的選擇。就唐宋古文而言，多以八家為代表，八家之中，又有高下之分，如袁枚質疑茅坤有關“唐宋八大家”人選道：“夫文莫盛于唐，僅占其二；文亦莫盛于宋，蘇占其三。鹿門當日，其果取兩朝文而博觀之乎？抑亦就所見所知者而撮合之乎？且所謂一家者，謂其蹊徑之各異也。三蘇之文，如出一手，固不得判而為三。曾文平鈍，如大軒駢骨，連綴不得斷，實開南宋理學一門，又安得與半山、六一較伯仲也！”（《書茅氏八家文選》）在袁枚看來，三蘇之文相近，只需選出蘇軾一人之文以為代表，曾鞏的文章亦不能與歐陽修及王安石并肩。順著袁枚的話題，繼續對諸家展開比較。王安石因熙寧變法的失敗，“立德”與“立功”均難以得到后世主流話語的認可，其文章的傳播也受到一定的影響。剩下的韓、柳、歐、蘇四大家，兩唐兩宋，至于桐城派為何在唐代取韓舍柳、于宋代去蘇舉歐，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原因：一是韓愈與歐陽修分別是唐、宋古文運動的領袖；二是韓愈與歐陽修的古文可視為唐、宋文的代表，前者可以代表唐文的雄奇，后者可以代表宋文的平易；三是柳文雖精悍而失之過密，蘇文雖縱橫快利卻需要才氣支撐，且晚明推崇蘇文的高潮已經回落，清人對于蘇文的弊端有著清醒的認識。綜上所述，韓愈與歐陽修被視為八家的代表，他們的文章成為包括桐城派在內清代文人學習的典范。
韓愈與歐陽修的文章無論是在立意取材，還是藝術表現等方面，皆為后世提供了可以借鑒的豐富資源。但因每個時代的審美取向有別、文化思潮有異，后世讀者對于韓文、歐文的接受則不盡相同。具體而言，包括兩個方面：即韓愈、歐陽修哪些文章進入接受者的視野從而被奉為典范，這些文章的哪些方面被接受者稱賞與取法。桐城派主盟清代文壇，他們對于韓文和歐文的接受，既是韓文與歐文經典化歷程的重要環節，也可以借此考察韓文與歐文如何參與清代文壇的構建。《古文辭類篹》（以下簡稱《類篹》）雖然是姚鼐編纂的一部古文選集，但向來被視為最能代表桐城派古文旨趣的重要著作。這種重要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分類選出了一批典范的作品，為后世提供了足資借鑒和模仿的對象；二是《類篹》后世的評點本匯聚了桐城派作家關于選文的評論，一定程度上可以體現評點者如何轉化和利用前賢的文章。《類篹》選八家文415篇，占全書的一半以上；八家之中，選韓文最多，共136篇，歐文次之，共65篇，王安石文59篇，蘇軾文52篇，柳宗元文37篇，曾鞏文27篇，蘇洵文24篇，蘇轍文15篇。從選文數量上看，韓愈無疑是最多的一家，其他諸家不能與其比肩，蘇轍的文章僅有15篇，占比實在不高，這也能說明袁枚的質疑并非全無道理，以及前文就八家高下所做出的推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即韓文與歐文成為清人古文學習的典范。以類而言，《類篹》選錄韓文10篇以上的有：碑志類33篇，書說類24篇，贈序類23篇，論辨類13篇，哀祭類11篇；選歐文10篇以上的為：碑志類28篇，雜記類12篇，序跋類10篇。這些分類選文能夠看出韓愈、歐陽修擅長的文類，如姚鼐指出“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眾。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后作者”，即強調韓愈在贈序類文章的貢獻；“惟載太史公、歐陽永叔表志敘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肯定了歐陽修在序跋類文章的地位。
在如何轉化和利用前賢的文章資源以構建當下的文壇，桐城派作家亦做出有益探索，而這種借鑒和學習往往通過評點的方式加以呈現。因分類選文的經典性，《類篹》顯現出較強的吸引力和生成性，即桐城派后學不斷圍繞選文展開相關的評點，徐樹錚等又將眾多評點匯聚一書，輯成《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篹》一書。如韓愈《原性》，文后附錄方苞、劉大櫆、曾國藩、吳汝綸等人的評論，大都肯定韓愈此文“輔弼孔論”之功。《諱辯》，劉大櫆以為“結處反覆辯難，曲盤瘦硬，已開半山門戶，但韓公力大氣較混融，半山便稍露筋節，第覺其削薄”；曾國藩以為“此種文為世所好，然太快利，非韓公上乘文字”。又如歐陽修《峴山亭記》，劉大櫆以為“歐公長于感嘆，況在古之名賢興遙集之思，宜其文之風流絕世也”；姚鼐以為“歐公此文神韻縹緲，如所謂吸風飲露、蟬蛻塵壒者，絕世之文也，而‘其人為誰’二句，則實近俗調，為文之疵颣”。桐城派作家肯定韓愈文章的載道之功，看到韓文力大氣混，也點明需要警惕韓文“快利”的不良傾向；肯定歐文的深情和神韻，也指出歐文為追求行文紆折而引入的“俗調”。這些有關韓愈、歐陽修文章的評點，正可以看出兩家文章如何經桐城派作家的闡發而為清代文壇的發展提供有益參考。
從上面的舉證可以看出，桐城派作家雖然以韓愈、歐陽修文章為學習的典范，但也注意到韓文與歐文的不足之處，要成就自家面貌，必須取長去短，即方苞所謂“介韓、歐之間”。大略而言，韓愈文章通常被視為具有陽剛美的代表，歐陽修的文章則為陰柔美的典范。姚鼐《復魯絜非書》即指出：“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實際上姚鼐的文章亦偏于陰柔一途，姚鼐也能夠學習歐陽修“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姚鼐在《海愚詩鈔序》中積極肯定朱孝純為“今世詩人足稱雄才者”，以為“文之雄偉而勁直者，必貴于溫深而徐婉”。姚鼐心目中的“異己者”，包括好友朱孝純，也包括前賢韓愈，這從《類篹》所選韓文的數量及點評即可知曉。姚鼐之后，桐城派文章逐漸落入空疏、窳弱之境，曾國藩以為，欲救柔弱之弊，需要“熟讀揚、韓各文，而參以兩漢古賦”（《加張裕釗片》），韓文仍是救偏補弊的良藥。韓愈以為“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韓文亦以氣盛著稱于后世。但如上舉《諱辯》一篇，王安石已難以模仿，致有“露筋”“削薄”之譏，更遑論一般的文人士子。故而桐城派作家在學韓文之時，又時常參考歐文，以歐文的迂曲調和韓文的雄直，又以歐文的韻味調和韓文的盛氣。后世以為姚鼐“所為文高簡深古，尤近司馬遷、韓愈”（《清史列傳》），又以為“所為文高簡深古，尤近歐陽修、曾鞏”（《清史稿》）。同樣是“高簡深古”，卻有不同的師法對象。姚鼐之文既非韓文，也非歐文，以為近韓文者，主要是從聲氣的角度著眼；以為近歐文者，主要是從色味的層面加以體會。
實際上包括方苞、劉大櫆、姚鼐在內的桐城派三祖，梅曾亮等姚門弟子，以及曾國藩、張裕釗、吳汝綸、馬其昶等，各人的學識、性情乃至處境多不相同，即使皆向韓愈、歐陽修取法，其間的多寡、進黜亦各不相同。桐城派通過揣摩韓、歐等文章，對古文文法做出系統總結，即所謂“自有昌黎而古文之名始尊以立，自有桐城而古文之法始嚴以備”（袁思亮《跋姚郎中手稿卷子》）。歐陽修為善學韓愈而自成面目者，桐城派諸家為善學韓愈、歐陽修而各成面目者，使得桐城派古文與韓文、歐文一同成為后世學習的典范。
（作者：盧坡，系安徽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光明日報》（ 2025年06月09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