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自古以來，我國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獨樹一幟的中華法系，積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中華法系凝聚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智慧，不僅顯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力和中華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蘊，也為人類法治文明發展作出獨特貢獻，是我們堅持“兩個結合”、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重要根基。中華法系包括中國古代典章制度、法學理論、法治傳統、法律文化等豐富內容，不僅著眼于解決立法實踐、審判實踐中遇到的各種技術性法律問題，也著眼于建構中華文明的整體秩序；既在法律維度上探索解決如何規范人的言行這個重大課題，也在政治維度上深刻認識法律與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的密切關系。中華法系的獨樹一幟之處在其形成、發展過程中得到生動體現。我們要對中華法系為什么在世界法制史上獨樹一幟這個問題深入研究分析、作出學理回答，為更好堅定文化自信和法治自信、不斷增強全體人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信心和決心提供學術支撐。

中華法系內容的原創性。中華法系代有興革、傳承清晰。以律典與令典為支柱的中華法系，自秦漢時期初步形成并持續發展。其產生、發展、成熟始終保持中華文化主體性，體現出鮮明的創造精神和高超的立法技術。從秦漢至明清，各代法律在前代法律基礎上既繼承又創新，不斷斟酌損益，走向成熟完備，最終圍繞律令體系形成一整套立法、司法方面的法律制度與法律理論，并孕育產生相應的法治傳統、法律文化。在這個過程中，中華法系為人類法治文明貢獻了許多影響至今的優秀思想和理念，顯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力。比如，德主刑輔、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張，法不阿貴、繩不撓曲的正義追求等，都具有鮮明的原創性和民族特色，對于我們今天汲取文化力量和歷史智慧、推進全面依法治國依然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中華法系演進的連續性。中華法系所承載的中華法治文明，是源遠流長、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法制史中，中華法系形成了一個代代相繼、綿延不斷、十分清晰的發展軌跡。從歷代刑法志就能看到這一點。例如，《明史·刑法志》載，“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為宗，至唐始集其成。”根據考古發現的秦漢簡牘律令，我們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到秦漢律令的整體樣貌，并發現秦漢律與唐律在立法精神、基本原理、立法語言以及篇章結構等多個方面清晰的傳承關系。恢宏的中華法系，并不是某一朝某一代的產物，而是夏商周以來中華大地各個時代、各個民族的法律知識和法律智慧接續發展并相互疊加交融而產生的法治文明成果。

中華法系發展的規律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法治興則國家興，法治衰則國家亂。”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充分證明，什么時候重視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時候就國泰民安；什么時候忽視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時候就國亂民怨。中華法系的發展狀況，與國家的盛衰強弱有著密切的關系，凡屬盛世都是法制相對健全的時期。中華法系的發展史，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中國古代法典編纂與實施的歷史。每當國家強盛的時候，朝廷就會在吸收前代法制成敗得失的基礎上編纂法典，而杰出的法典又推動造就了國家的盛世，為中華文明的延續和興盛提供法治力量。比如，秦國任用商鞅明法令而富強，最終統一天下；唐太宗奉法治國，以《貞觀律》成就貞觀之治。中華法系發展演進過程的這種規律性十分顯著。

中華法系的世界性影響。中華法系底蘊深厚、內涵豐富，自成體系、脈絡清晰，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也代表了人類法治文明的最高成就。如同羅馬法是奴隸社會法律發展成就的代表，《拿破侖法典》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法律發展成就的代表，被稱作中華法系代表性法典的《唐律疏議》也是人類法治文明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是封建社會法律發展成就的重要代表。《唐律疏議》在法律概念、法典體系化、法理闡釋等方面都體現了中華法系的成熟度，不僅遠超同時代的周邊各國法典，即使用當代的法學標準審視，也具有先進性，蘊含著許多值得傳承的立法思想、立法理念、立法技術。這就足以使中華法系為人所效仿借鑒。中華法系對朝鮮、越南、琉球、日本等國家產生過直接示范作用，影響持續了千余年，推動周邊國家形成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法律文化。從這個意義看，中華法系不僅具有鮮明的民族性，也具有鮮明的世界性。

中華法系不僅僅是我們的歷史成果，對于中華法系的研究也不是為了復古。我們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系統研究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蘊含的豐富法治思想和深邃政治智慧，努力探尋中華法系的寶貴遺產與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的契合點、結合點，積極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好把握中華法治文明發展方向，書寫出中華民族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法治篇章。

（作者為吉林大學法學院教授）